盛极一时的“纺织业”与“绸布庄”

　　首说“纺织业”。双杭地区的“纺织业”历史悠久，盛极一时。长期以来都是家庭手工业生产，自纺自织。有的只纺纱不织布，有的只织布不纺纱，有的又纺纱又织布。用的都是落后的工具设备，纺纱机、牵纱机、织布机全是向水部门鳌峰坊木机厂购买的木制机。生产过程从洗纱、浆纱、染纱、纺纱、牵纱到织布全是手工操作。为了提高效率，也有小的改革，即将梭槽工具由原来的手掷梭改为拉索活动的控制梭。生产的品种有土布、罗帐布、围裙布、粉巾布妇女用 、兴化巾等。进入近代，福州辟为“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后，西方列强的“洋纱”、“洋布”及“洋纺织品”充斥福州城乡市场。双杭乃至福州的“纺织业”遇到了有力的竞争对手。发展十分缓慢，在挣扎中求得生存的一席之地。究其原因乃西方国家的洋纱、洋布、洋机械，取代了本地的土纱、土布、土机械。严重制约和破坏了双杭及福州地区纺织业的发展。

　　为了与“洋商”抗衡，从中分得一定的市场份额。上世纪20年代，双杭地区隆平路 油巷下 的“刘天记”和下杭路的“华通”纱布行，曾在此设“土布推销处”。特别是“华通”行经理“福清帮”的龚忠贞，经营有术，专设“仁丰”号土布推销处。他对资金不足的关系户，采取“发纱收布”、“棉纱拆包供应”的办法，鼓励他们生产土布，交易十分兴旺，促成了隆平路土布交易市场的形成，吸引了闽侯县尚干、南港、江口等地的一批纺织户，也在上杭路、隆平路一带设“织布局”，生产和推销土布。其中以侨属张荣财兄弟开设在上杭路的织布手工作坊规模最大。纺织商林希正等在经营纺织业获得厚利后，积极提高产品质量，采用上海纱为“经线”，福州土纱为“纬线”，生产各种布料，有派力司、橡皮呢、柳条布、中山布、爱国布、厂布、府绸、格子布、卡叽布、线罗等。抗日战争期间，由于台湾被日本占据，日本产的花洋布、化纤布、人造丝、香纹纱等都对人体有害，且易被虫蛀，所以台湾人喜欢国产布。他们就组织货源大批销往台湾。闽侯江口的一些纺织户也趁此机遇移业台湾发展纺织业。

　　上杭路纺织户数量较多，有的发展成为手工工场。其中陈亨妹土纱工场，还是中共地下联络站。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有一家织布店，专织为了适应上下杭商家需要的“宽腰带”。在帆布纹带的中段织数个双层口袋，供存放钱票、单据、契约和少量银元，紧缚腰间，不易失落或失窃。产品别出心裁，在商界十分畅销。后因服饰变化，这种“宽腰带”被淘汰，成了福州各博物馆陈列的“文物”。

　　次说“绸布业”。“绸布业”在上杭路有福州、江西、闽南、福清四帮开设的纱布行，经营布匹、绸缎和纱罗。业主分为批发商和零售店两种。批发商集中在上下杭和隆平路。兴盛时，长不足872米，最窄处仅4米的上杭路，却有“黄恒盛”、“罗恒隆”、“建德”、“益兴”、“陈恒记”、“福联兴”、“福盛兴”、“福裕美”、“黄丰记”、“华通”、“建南”、“安泰”、“连利”、“永生”等二十多家，可谓“绸布业一条街”。下杭路也有“奇生”、“荣华”、“联友”、“建新隆”等。土布商集中在隆平路，以“仁丰”和“刘天记”最为有名。这些“绸布庄”都直接从上海采办各种机制的棉布、棉纱而后批发给零售店。零售店分布在大庙路的有“新德昌”、“天纶”、“协兴”、“复兴”等。“仁丰”土布推销处，则专门收购和代售福州和邻县及近郊纺织户生产的各色土布。台江“绸布业”有“三杰”，双杭地区占其二，即“陈恒记”的陈俊甫和“华通”纱布行的龚忠贞。

　　民国37年 1948年 ，“中国纺织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失去北方的阵地，移师南下，在福州设立办事处，曾短期垄断过纱布市场，成为投机商人的牟利机构。有一批经营土产、糖、国药、进出口商趋之若鹜，以纱布为筹码，展开“龙”龙头布 “马” 双马纱 投机大战。终于造成双杭地区棉纱布业的商家濒临倒闭。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引导“绸布业”批发商转向经营，得到他们的积极回应。“建德”绸布庄老板转而投资“福利”机器厂。后来国家投入大量资金成立了“福州第二机床厂”，由林捷厚任副厂长；邱华玉、罗祖荫转而经营棉布店，后被分别安排到“光中”和“荣华”棉布商店为副主任；黄恒盛家族的企业“黄丰记”经理、儒商出身的黄骏霖，曾出任福州市民建主委、福州市副市长，并受聘为福建师院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