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巷女性与百年妇女地位变迁

清朝后期到民国初年，是中国社会不断解体和重新整合的特殊时期。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变革和西学的东渐，以及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为女性社会地位的变迁创造了外部条件，也引发了女性内心以及整个社会观念从局部到整体的深刻嬗变。福州三坊七巷，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聚居人群的特点，涌现出了一批代表甚至引领这一变迁、并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传奇女性。这里，我们将从女性社会地位变迁这一特殊视角，评述从19世纪初期到20世纪初期，一百年间的11位坊巷女性。

一、陈帙（1769-1824年）

文儒坊的陈帙，历史上对她的记录只有寥寥数语：“林则徐之母。幼读书，晓大义，勤女红。18岁嫁于林宾日，家贫，以制彩草花佐家计。直至宾日入贡，则徐中举、成进士，女红之事未尝一日辍。淑惠仁德，闾里称颂。”短短的几句话却很耐人寻味。

首先，我们知晓了这位女性留传后世的原因：因为她是林则徐的母亲。如果不是这样，再勤于女红，再淑惠仁德，也只能隐没在男尊女卑的阴影里。

其次，古代已婚女子从事家务劳作多足不出户，生活空间封闭狭小，经济上无法独立只能依附于男人。而此时陈帙“以制彩草花佐家计”，数十贯钱在普通人家也算是可观的收入了。由此可知，当时城市中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萌芽，女子开始在一些经济领域发挥作用，这让她们与社会有了新的接触渠道。  

    二、林普晴（1821-1873年）

林普晴是林则徐的次女，沈葆桢的夫人，宫巷沈葆桢故居曾留下她的身影。

她生有五子五女，很得沈葆桢敬重，夫妻非常恩爱。但沈葆桢还有两位妾潘氏和吴氏。林普晴对两位如夫人的子女都视为己出。这反映了那个年代贤妻的标准：生儿育女、待奉公婆、给丈夫纳妾并和睦相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生育多个子女决定了妇女的家庭和社会角色，她们的职责就是生育和喂养孩子，主理一大家子的生活并协调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以一生的操劳保证家庭的和睦乃至社会的稳定。

林普睛还是一位具有过人胆识、不让须眉的巾帼英雄。沈葆桢担任广信（今天江西上饶）知府期间，外出筹粮时太平军攻到城下。林普晴誓死守城，并写下血书向不远的玉山镇总兵饶廷选求援，兵至围解，林普晴以此闻名。正因为此，她死后，皇帝下诏，准许她附祀沈葆桢的专祠。当时，女性除了接受处罚，一般是不允许进入祠堂，更别说是塑像立牌供后人祭祀了。所以准许“附祀”可谓是皇帝特许的无上荣誉。

三、蒋氏（生卒年月不详）

这位女性没有留下名字，因为当时的女性出嫁后就失去了自己的名字。蒋氏是清道光年间爱国诗人张际亮的妾。张际亮曾经为了参加乡试在郎官巷绥安会馆居住过。他死后，他的妾蒋氏，“逾笄（也就是刚过了可以插笄的15岁年纪），誓死守，别人劝嫁，削发为尼，小婢感焉，亦削发，一时歌咏其事者甚众。”花季少女头脑中的“三从”已根深蒂固，“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这是千百年来封建礼教对女子的道德规范要求。男子可以一夫多妻，女子却要终身从夫。男人活着则一辈子听从他的安排，男人死了则牺牲自己为他守节。想来蒋氏还没有孩子，所以可能刚当了小寡妇的小女孩思虑再三，觉得削发为尼、皈依佛门，是孤苦无依女子最好的选择了。

四、王眉寿（1848-1921年）、萧道管（1855-1907年）

王眉寿是帝师陈宝琛的夫人，状元王仁堪的姐姐，世称“夫门生天子，弟天子门生”。萧道管是《福建通志》主编、大学者陈衍的妻子。

她们都曾和丈夫住在文儒坊。王眉寿先后创办了女子师范传习所,担任过后来女子职业学堂、女子师范学堂的校长，是福州第一位女教育家。萧道管多有著作、诗文留传，是当时有名的学者。

此外，她们都出生于鸦片战争后的福州，更多地接受新思想，成为了妇女解放的先行者。她们又都经历了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意识到提高妇女教育水平的重要性，极力倡导女学。1906年，王眉寿在今光禄吟台附近创办了福州的第一所女学——女子师范传习所。随后又创办了另一所新式女子学堂——福建女子职业学堂。曾明曾在文儒坊的陈承裘故居居住过，她的刺绣作品《马》在1915年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奖，现由故宫博物院作为国家级文物珍藏。

五、薛绍徽（1866-1911）

薛绍徽是我国第一位女翻译家，嫁给了文儒坊的陈寿彭，两人合作，首次把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八十天环游记》介绍给国人，因此在全国都有较高的知名度。

她还是一位诗人，其足迹、才气和诗文远远走出了坊巷。她的遗著《黛韵楼遗集》封面由著名文士姚华题签，扉页由严复题签。其中一、二两册诗集由陈宝琛题名，第三册文集由陈衍题名，第四册词集由林纾题名。推荐者都是当时的文坛巨子，足见她诗词在当时的地位。

薛绍徽又是一位徘徊在旧道德与新思想间的女文人。她对西方的了解直接来自于她的丈夫，她并不懂得外文，却根据丈夫口述与之合译了多部外国著作。她与丈夫情投意合的幸福平和生活，也使她既不过于保守，又也不过于激进，旧传统和新思想这一对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却在她身上得以奇妙的融合，形成了她对妇女地位女性视角的独特理解。

六、沈鹊应（1877-1900年）、陈意映（1888-1913年）

沈鹊应和陈意映却是两位因亡夫而留名的女子。沈鹊应是沈葆桢四子沈瑜庆的女儿，郎官巷林旭的妻子。陈意映是螺江陈氏十九世孙女，与陈宝琛同族，杨桥巷林觉民的妻子。

她们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两人都熟读诗书，颇有才华，但在丈夫死后都陷入悲伤无法自拔，以致早亡。看来女性精神上不过度依附丈夫、保持人格独立是个复杂的问题。接受良好的教育，只是实现精神和人格独立的其中一个因素而已，而远非全部。

在陈意映的记述中有个细节，就是她受林觉民革命思想的影响，带头放了小脚，这无疑是中国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标志，为女性走出家庭、走上社会创造了重要条件。

七、庐隐（1899-1934年）、冰心（1900-1999年）、林徽因（1904-1955年）

庐隐曾在南后街居住。冰心童年曾在杨桥巷林觉民故居住过近三年，这样的巧合是因为林觉民起义失败后，林家逃走时将房子卖给了冰心的祖父谢銮恩。林徽因的父亲和林觉民是堂兄弟，因此林觉民故居既是冰心童年生活过的地方，也算林徽因的祖居。20世纪初活跃文坛的三大才女，竟然都与小小的三坊七巷有着渊源。三位女性都出身于文化底蕴深厚的家庭，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

上世纪二十年代，大学开始招收女生，而且转向以培养新型女知识分子为目的。庐隐考取了北京女子师范高等学校，大学期间曾与同学到过日本和朝鲜游览。冰心燕京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就读于波士顿的威尔斯利学院，并获硕士学位。林徽因先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男女平等受教育是妇女人格独立、地位提升的重要先决条件，而当时女子走出国门在接受教育的同时，直接接触西方文明，无疑在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保守与进步不同文明的碰撞中，吸收和带回更多的先进思想。               她们的初婚年龄也已大为推迟，这也是女性解放的一个重要标志。女性逐渐拥有了婚姻自主权，她们婚姻的首要目的不再是传宗接代，而是为了追求和维系个人幸福。

她们还共同经历和推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当时以她们三人为代表的女性作家群体，既是五四运动的直接产物，也是知识女性意识集体觉醒的结果。她们以真挚的作品呼吁女性解放，以自身的形象引领女性解放，成为女性解放的代表性人物和重要推手。

她们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这场爱国运动的时代洪流，把自己的命运和民族的振兴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时期的女子开始和男子一样，在社会上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职业甚至是热爱的事业，并积极参与各类社会团体，更多地参与到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并在其中崭露头角，与男子共同担当起了国家民族兴亡的责任。

讲述完11位坊巷女性的故事，蓦然回首，我们惊奇地发现：一百年，只是历史长河的短短一瞬。而正是清朝后期到民国初年的百年间，中国女性终于开始挣脱千百年的封建桎梏，历史性地获得了更多的身体健康权、受教育权、经济独立权、婚姻自由权以及社会政治生活权。透过小小的三坊七巷，我们从一个侧面，清晰看到了中国妇女解放从启蒙、酝酿、发生到发展初期这一较为完整历史脉络，这不能不说是福州三坊七巷和坊巷女性让我们慨叹的又一神奇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