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坊七巷名人与清代台湾教育

       福州与台湾一衣带水，隔海相望 ,是祖国大陆距离台湾最近的省会中心城市。榕台两地，语言相通，习俗相近，地缘、血缘、文缘、商缘、法缘关系密切。由于地缘优势，历史上一大批福州籍人士不畏波涛险阻东渡台湾，披荆斩棘，辛勤劳动，开发宝岛。清代，有不少福州籍人士赴台担任教职，设馆办学，传播中华文化，为台湾早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就有居住在三坊七巷的福州名人，如曾居住在光禄坊的儒学训导刘家谋、儒学教谕周长庚，曾居住在文儒坊的总兵甘国宝、儒学训导叶梦苓，曾居住在黄巷的福州鳌峰书院山长陈寿祺、儒学训导郭柏芗，曾居住在宫巷的钦差大臣沈葆桢，曾居住在南后街的儒学教谕董炳章等人。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以后，在台湾设立各级儒学，加快发展文化教育，大力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儒学为清代地方官办教育机构。儒学的作用，一是祭祀至圣先师孔子；二是培养人才，并兼管岁科考试，实际发挥了地方官立学校和教育行政机关的双重作用。清代台湾各级教育机构的教职人员大多选自福建。这就使得清代台湾府厅县各级儒学的师资大都来自福建人文繁盛之区，尤其是来自福州和闽南地区。因为台湾当地移民主要来自闽南，选择闽南籍教官在语言上易于沟通，而福州则是福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文教水平最高。

       居住在三坊七巷的福州名人出任台湾各级儒学教职，大力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推动了清代台湾地方官办教育事业的发展。如曾任台湾彰化县儒学教谕周长庚、凤山县儒学训导叶梦苓、台湾府学训导刘家谋等人的事迹即是明证。

       周长庚，字莘仲，侯官县人，家住光禄坊，清同治元年（1862年）举人。以教读为生，与林纾友善，同以“见义勇为”称颂一时。光绪十年（1884年）七月中法马江海战，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引起人民强烈愤怒。长庚与林纾拦马递呈建言折于钦差大臣左宗棠，控告闽浙总督何璟等大员失职和谎报军情之罪。后经左宗棠查访核实后，据情转奏朝廷，于是何璟、张兆栋等大员皆被撤职查办，一时长庚与林纾义声震动全国。长庚多次参加会试，但均不第；后以大挑任建阳教谕，调任台湾彰化县教谕。在任期间，兴学重教，殷勤教学，还非常爱护生徒，他又喜欢接待有学问的文人，讨论经世致用的学问，所以当时福建名士往台湾者，无不慕名拜访周长庚。

       叶梦苓，字松根，侯官县人，大诗人黄任的外孙女婿，曾居住在文儒坊。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举人，奉派为台湾凤山县训导。在台湾任上，梦苓广设学校及义塾，劝令各家送子弟上学，凤山文风因而兴振。一日遇山寇围城，知县被杀，县中无主，由梦苓招募义勇，竭力日夜守城。后因救兵不至，城陷，梦苓全家尽死，所有诗稿皆没。后入祀忠烈祠。

       刘家谋(1815～1853年)，字仲为、一字芑川，侯官县人，家住光禄坊。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中举，累考进士不第，后以大挑任宁德县学教谕。道光二十九年（1845年）五月出任台湾府学训导。任职期间认真教学，谆谆善诱，学生虽资性极愚钝者亦受感化，为振兴台湾教育，不遗余力。他还很重视对台湾民众的引导教育、移风易俗、革除陋习。在台湾期间，刘家谋很重视调查研究，教学之余，采风问俗，收集文献，对台湾的风土人情了如指掌，写下大量的风土人情诗，对台湾的风土人情及官吏施政利弊皆有论述，对于研究台湾乡土历史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最后因辛劳积劳成疾卒于任上，年仅四十岁，被台湾人民所怀念。

       此外，董炳章，曾出任台湾淡水厅儒学首任教谕之职。董炳章又名道行、炳昌，字琅山，家住三坊七巷中轴线的南后街，此前担任上杭儒学教谕，多年执掌教政功绩卓著，在同僚中口碑颇佳。初到台湾，见他所管辖的区域地处僻蛮，条件恶劣，文教事业百废待兴。他深感作为淡水厅儒学首任教谕责任重大，兴办学校，培训社学骨干，鼓励门人到义塾服务。他多次深入辖区调查研究，向各族民众宣传儒家教义，倡导民众遵守社会公德，淡水民风渐变。他还经常资助贫困学子，以致常囊空如洗。他凡事亲躬，不避辛劳，兴教化，开民智，兢兢业业，经过他的不懈努力，淡水地区文教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董炳章履职三年，终因日夜操劳、呕心沥血，而卒于任上。

       清代在台湾各级儒学教育机构执教的福州籍文人大都为饱学之士。福州籍教职人士不仅学识渊博，且忠于职守，勤于教职，宣扬中华文化培植人才，为发展台湾教育事业而无私耕耘，深得台湾人民的爱戴和景仰。

       居住在黄巷的福州鳌峰书院山长陈寿祺，其所倡导的“经世致用”治学思想对清代台湾书院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

       陈寿祺（1771—1834），字恭甫、介祥、苇仁，号左海、梅修，晚号隐屏山人，侯官人，家住黄巷，清代汉学家，一代儒学大师。他曾主讲泉州清源书院10年，道光三年（1823年）后又主讲福州鳌峰书院11年，终成一方巨儒，培养造就了林则徐、张济亮、梁章钜、孙经世、林昌彝、陈化成、王捷南等一大批栋梁之材，并对清后期闽台学术风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陈氏主讲福州鳌峰书院期间，制定出一系列建设或改革书院教育的制度、措施，这些学规被台湾仰山书院等书院所因袭沿用，奉为办学的圭臬。陈寿祺还注重对学生传授“有用之学”，即经世致用之学，以解救社会危机。鳌峰书院自陈寿祺主持以后，学风为之一变，从过去课士以理学为主，转而提倡汉宋学兼采，经解、古文、实学并举的治学原则。就读于鳌峰书院的台湾籍学子，其姓名在书院修编的《鳌峰书院志》中都有详细记录。他们把福建的理学传统、经世致用之学带回台湾并广泛深入持久地传播开来，对推动台湾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功不可没。

       居住在三坊七巷的清代福州名人在台任职期间，还重视设立“番学”，促进土著民族明礼向化，推进台湾地区少数民族教育发展。

       所谓“番学”，是清代对在台湾少数民族区域以教育当地原住民子弟而设立的义学、社学及其他类型教育机构的统称。台湾番学的发展与福州官绅的大力推动密不可分。如曾居住在文儒坊的福州籍戍台将领——台湾总兵甘国宝，虽出身行伍，但在台湾任职期间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亦重视推行文化教育，加强民族团结，为维护台湾社会安定，促进台湾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甘国宝（1709-1776）为清代名将，字继赵，号和庵，祖籍古田县二十二都（今屏南漈下村），雍正四年(1726年)迁福州文儒坊居住（其故居位于文儒坊51号）。武进士出身，授御前侍卫，将兵有方，官声卓著，为乾隆皇帝所倚重。他还深入民间，熟悉当地风土民情，设立“番学”，传播中华优秀文化，促进土著民族明礼向化，提高土著居民的文化素质，加快了土著民族的汉化过程。

       谈论三坊七巷名人与清代台湾教育，绝对不能不提及曾居住在宫巷26号的沈葆桢，他对清代台湾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与繁荣作出了突出贡献。沈葆祯（1820年－1879年），字翰宇，号幼丹，侯官县人。沈葆祯在开发台湾的各项措施中，始终把兴办文化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沈葆桢认为必须把“开山”和对少数民族“番民”的安抚和教化结合起来，“抚番”与开山开路相辅而行，使“番民”逐渐开化，进入文明社会，与汉民共同开发建设台湾。他将“通语言”、“设番学”、“变风俗”作为“抚番”的重要内容，强调办“番学”不可惜费。沈葆桢非常重视番塾中的教育教学内容，亲自组织编写了《训番俚言》一篇，以五言诗体方式，谆谆细说改革番俗弊陋及向文明进化之要旨，作为教化番民的教材，颁发全台各地番塾使用。他把教育事业当作长久的根本大计来抓，设立“番塾”，教化番民，开创了清政府对台湾土著民族教育的新纪元，为提高台湾土著民族文化素质和文明程度、促进汉民族与台湾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贡献重大。

       清代渡台的福州三坊七巷名人，艰辛耕耘，积极推行儒学教育和番学教育，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养造就台湾人才、推动台湾早期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伟大功绩应该为世人永远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