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葆桢处理日军侵台事件始末

 沈葆桢（1820~1879），字翰宇，号幼丹，侯官（今福州市区）人，家住宫巷26号，林则徐女婿。道 光 十 六 年（1836年）中秀才，十九年（1839年）中举人，二十七年（1847年）中进士，后授职翰林院编修。曾任江西巡抚、福建船政大臣等，同治十三年（1874年），沈葆桢奉命调往台湾任职。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南宋时澎湖属福建泉州，从元朝起台澎诸岛完全正式列入中国版图，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元政府设澎湖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明末清初，荷兰殖民者一度窃据台湾38年，清康熙元年（1662年）为中国的民族英雄郑成功所逐。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帝完成统一台湾，设立府治，隶福建省。但日本无视中国主权，同治十三年三月（1874年4月）利用琉球船民被高山族人（台湾番民）杀害之事件，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先后率领侵略军3000多人进攻台湾，从琅峤港登陆，分三路从枫港、石门、竹社夹攻牡丹社及其周边地区，并在龟山等地盖营房，准备长久占据。同治十三年四月十四日（1874年5月29日），清政府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节制福建镇、道及沿海各省兵轮等，同时任命福建布政使潘霨为会办。沈葆桢根据当时的形势，上疏朝廷，提出处理日本侵略台湾事件四条建议：“联外交”、“储利器”、“储人才”、“通消息”。其精神就是要通过外交努力，积极备战，以实力威慑日本侵略者撤兵。五月一日（6月14日），钦差大臣沈葆桢、福建布政使潘霨、船政监督日意格等分开启程赴台。出发前，沈葆桢把福建沿海防御部署得当。“福星”号泊于台湾，“长胜”号、“海东云”号往来于省、台，“扬武”号巡戈澎湖，“靖远”号往返于省、厦，“振威”号穿梭于马尾、上海之间。五月三日（6月16日），沈葆桢路经澎湖，便在澎湖视察炮台及设防状况，并考虑防守意见。五月四日（6月17日），沈葆桢到达台湾安平港，立即召见道员夏献纶、总兵唐瑱奎，听取有关日军侵略活动的汇报。沈葆桢根据台湾当时情况，采取政治谈判与军事威慑、岛内设防与请兵大陆、团结民心与开山抚番“三结合”的斗争策略。第一，沈葆桢亲自主稿照文，派潘霨、夏献纶、日意格等一行多人前往敌营与西乡从道多次谈判、交涉。谈判中，西乡从道等竭力狡辩台湾东部地区是无主之地，胡说“生番”之地非中国版图等。潘霨一行给予驳斥，并拿出《台湾府志》，翻开指给西乡从道看，上面明确记载：琅峤18社归“化外生番”，由台湾府管辖、岁纳番饷，揭露了日本侵略者企图霸占台湾的野心。潘霨一行按照沈葆桢的意图，在谈判中坚持原则，表达了中国神圣领土寸土不让的决心，维护了中华民族尊严。第二，在军事上，积极备战，加强防务。沈葆桢估计日本侵略军不会轻易退走，便做好台湾岛内的布防，他调进大批大陆兵进驻台、澎，整顿台湾军队，招募士勇，如潘霨募得500人，组织为“按抚军”，沈葆桢也募得1000人，名为“飞虎左营”和“飞虎右营”，沈葆桢还组织修建安平炮台、东港炮台、旗后炮台、基隆炮台、沪尾炮台，在澎湖改筑了妈宫炮台，新筑了大城北炮台，这样，台澎紧要海口都有炮台拱卫。此时，沈葆桢对海面防御系统重新部署，以“扬武”、“飞云”、“安澜”、“靖远”、“振威”、“伏波”六艘兵轮常驻澎湖，与由日意格向赫德借海关“凌风”号派习合操阵式，确保台防后路安全；“福星”号驻台北，“万年青”号驻厦门，“济安”号驻福州，以固门户；商船“永保”、“琛航”、“大雅”派迎淮军，并装运炮械、军火到台湾；江南制造局到闽的轮船只有“测海”一船，专用于在闽沪间传递消息。由此，使得“防务渐臻严密，彼族自无隙可乘”。特别是轮船搜集日军情报，探测港口，为军事决策提供了可靠的情报。第三，团结台湾各族人民，反对日本入侵。日军入侵台湾，无恶不作，他们对高山族同胞实行残酷的野蛮烧杀，对此，番人给予不断反击，使日军受到惨重损失，据记载：五月一日（6月14日），日本侵略军一些士兵在牡丹社山溪中洗澡，被番人用火铳击毙3人；五月四日（6月17日），驻扎在双溪口的日军挖取番薯时，被番人偷去洋枪反击，打死2人；五月五日（6月18日），日军在双溪口巡哨时，又被番人击毙1人。沈葆桢深刻地领会了林则徐所说的“民心可用”的含义。他提出：“台地民心可用，当事能拊循而激厉之，足以敌忾”，沈葆桢制订了“驱倭抚番”政策，团结了番民，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在沈葆桢等人的努力下，中国在台湾的军事实力完全超过了日本侵略者在台湾的实力，迫使了日本不得不派人与清政府谈判，终于十二月二十五日（12月3日）迫使日军全部撤退琅峤回日本。沈葆桢妥当处理日军侵台事件，为保卫台湾立下大功，同时为开发和建设台湾创造了安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