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荣春：福州摩崖石刻的守望者

  有人说崇山峻岭间的摩崖石刻就像散落的珍珠一样，难以寻找个遍。悬崖峭壁上，荆棘草丛中，深涧幽谷里，羊肠小道边，不时有新的发现，新的惊奇。但有的发现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有的发现却“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有的发现是出于偶然；有的发现却要像“三顾茅庐”那样费尽心机。
  “它们与发现者之间也是一个‘缘’字。”作为福州摩崖石刻最重要的发现者与研究者之一的老文物工作者黄春荣，他如此淡然地描述自己与那些跨越千年时光、浸染着风霜与沧桑的墨宝印痕的亲密关系。在这位年逾古稀的老者面前，案上一字排开这十几年光阴的三大本心血——1999年首版的《福州摩崖石刻》，随后推出的《福州十邑摩崖石刻》，2011年9月新版增订本《福州摩崖石刻（增订本）》，这批著作是国内目前惟一详尽介绍福州摩崖石刻的文物实物著录。
  《福州摩崖石刻》从1999年首版，到12年后的新版，有哪些重要的内容增补？新发现的一批摩崖石刻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悠远历史文脉可寻？……近日，本报记者拜会了黄荣春老先生，他同时也是本报文史副刊《闽海神州》的铁杆作者之一，请他为读者来一一揭开那些沉睡经年的摩崖石刻的身世传承。

10年新发现近150处摩崖石刻
  古人云：“山水灵秀，最能激发文人笔墨情致。”作为历史上闽越王都的福州，恰恰是这么一座钟灵毓秀之城，城内乌石山、于山、屏山鼎峙，城外鼓山、高盖山、升山、莲花峰、九峰山、芙蓉山、寿山诸峰耸立，成为历代文人墨客、达官贵人刻写抒怀的天堂。文物考古足迹踏遍八闽河川的黄荣春告诉记者，福建的摩崖石刻在省内大致集中分布于三个地方，一是福州，二是武夷山，三是泉州清源山，其中又以福州摩崖石刻数量为最多。这些锲刻痕迹，一直保留到现在，让当代人不仅领略了汉字的构型、演变及审美，而且透过内容看到了“逝者如斯”的人文气象，有人生哲理，有情感抒怀，有凌云之志，有战争风云，有民族大义，抒怀、探胜、纪游，诗词歌赋尽显岩壁——简而言之，刻出了历史，尽显了风流。
  黄荣春告诉记者，福州地方史料上曾经对摩崖石刻均有过收录记载，例如宋梁克家《三山志》、明王应山《闽都记》、清冯登府《闽中金石志》、叶大庄《闽中金石记》、郭柏苍《乌石山志》及《竹间十日话》、民国陈衍《福建通志·福建金石志》等，都分别作了较详细的介绍。但随着时间推移和历史变迁，有的摩崖石刻未能载入方志，有些记载则有严重错漏，更有甚者，部分摩崖石刻已经毁坏。
  黄荣春自上个世纪80年代转而从事文博工作后，决定着手全面普查福州摩崖石刻。第一阶段，从1985年起至1999年，对现在的摩崖石刻进行实地抄录、摄影，并广泛查阅有关资料，把方志记载与实物互为印证，基本查明福州摩崖石刻的情况。1999年首版的《福州摩崖石刻》即为这一阶段的成果：查得福州五个行政区域内共有摩崖石刻1355段，其中现存1016段，佚失339段；曾列入方志记载的只有311段，未列入方志记载达705段。
  10年过去，首版的《福州摩崖石刻》在市场上早已脱销，不少文物金石爱好者甚至打听到了黄荣春的住址，上门去求索他手中的存书。可惜黄荣春手上也仅余下两三本作为资料归档。“一直都在考虑再版的事，我希望再版时，可以增加一些这几年新的文物发现，所以特别慎重。”第二阶段的研究工作再度启动：他又花了10年时间，对福州摩崖石刻反复调查。摄影器材的升级，也让他对这些日渐风化的宝贵印痕重新进行更高精度的拍摄成为可能。这一阶段，在一些金石爱好者的帮助下，福州又新发现了大批摩崖时刻，使已经查得的福州五个行政区域内的摩崖石刻增至1476段，其中现存1160段，佚失316段。“在现存1160段摩崖石刻中，已被列入民国及以前地方志记载的仅有323段，即有史可查的仅占总数的27.8%。究其原因，一是旧地方志漏录，二是编志后增添新刻的数量很多。由此可见，对于福州摩崖石刻的研究还是很不充分的。”

新成果最终汇集成了2011年再版《福州摩崖石刻（增订本）》
  根据黄荣春的一一细致对照，这两版《福州摩崖石刻》，最重要的增补内容也是福州摩崖石刻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即确认乌山“般若台”李阳冰篆体摩崖石刻为最古。据他介绍，李阳冰篆体摩崖石刻原在乌山华严岩左般若台。石刻高3.65米，宽1.7米，分四行，阴刻小篆书：“般若台（下方有楷书：住持僧惠摄），大唐大历七年著作郎兼监察御史李贡造。李阳冰书。”此刻与浙江丽《忘归台铭》、缙云县《城隍记》、处州《新驿记》并称为四绝。“文革”期间被毁。1982年，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依照原拓，重刻在清泠台下。“这虽然是重镌，但为福州诸摩崖石刻中遗存最早的名人笔谈。”唐代摩崖石刻弥足珍贵，据黄荣春透露，在全国范围内，唐代摩崖石刻遗存很少，摩崖石刻中若有三段唐代的，便有可能申报成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福州东郊的东山摩崖石刻这几年也增添了不少新发现，但苦于空缺文字，即使资深如黄荣春亦无法明确辨识。位于可溪边的王汉等的题名“□朏田”有多字有待继续核查；榴花洞西侧、可溪北岸的陈清榜书则因当年开山炸石，刻文已经被碎石、泥土掩埋。留存最多摩崖石刻的鼓山，在新版中加入了大批共和国成立后的石刻作品，黄荣春曾经为了搜寻传闻中杨尚昆同志的题刻，三上鼓山，但却无果。
  对于常年跋涉于山岭野外进行文物考查工作的辛苦与劳累，对这个领域略有关注的人都能感同身受。“不少人问，你在福州近郊考察，也会有危险吗？”黄荣春当年发现亭江芴山顶的朱熹题刻“天衢”时，曾经不要命地攀上壁达千仞的悬崖，在业内传为佳话。但他认为，在漫长的野外文物考察过程中，孤身一人的单调与寂寞、行行复行行的山路、“空山不见影”的失望与惆怅，才是最让人无法忍受的。“例如，当年光是为了全面摸清鼓山摩崖石刻，就曾经上下鼓山180余次。一日傍晚，在十八重溪附近的密林里，被一只既似狼又似狼狗的凶狠的动物给跟上了，极其狼狈地逃命。”那次凶险的相遇之后，文弱书生样的黄荣春不得不在工作途中佩戴电棍。至于被蛇咬伤、跌落山谷这样的事故，更是家常便饭。
  同时，对于一位痴迷于野外工作的老文物工作者来说，时间也是他的死敌。他告诉记者，做上一本书时，爬山涉水还不在话下，“前天上一趟鼓岭看别墅群，拄着拐棍，喘得不行。”而时间更是摩崖石刻的死敌，雨淋日晒、风化腐蚀，慢慢侵吞着这种自然与人文的结晶体的美丽。也许真有那么一天，我们只能在黄荣春的福州摩崖石刻系列研究著作的印本中去抚触这些消失的鬼斧神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