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与福州及三坊七巷

这一年，中国的东临小国日本已经占据了东北和华北大片疆土。1935年的华北事变导致华北主权大部丧失，“华北高度自治”。日本如猛兽盘踞于北方，其步步紧逼、企图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中华大地面临又一次异族侵略。

这一年，红军胜利抵达陕北，瓦窑堡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布开始抗日。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

这一年年初，郁达夫在杭州精心营造的“风雨茅庐”即将竣工，他所向往的“一间洁净的小小的住宅，和这住宅周围的点缀与铺陈”即将成为现实。一方面是国家的风雨欲来、大厦将倾，另一方面人到中年，又终于有了几间“避风雨的茅庐”，郁达夫为什么要来到滨海环山的古城福州？

1936年2月，农历丙子年春节刚过，郁达夫一早就辞别妻儿，独自离开杭州，在上海乘轮船由海路向福州进发。2月4日，郁达夫抵达福州，住在南台基督教青年会的宿舍，地处闽江边的一幢四层小楼上。

福建从来都不是政治中心，也非经济中心。晋宋以来，王朝偏安，自古蛮荒的八闽大地才得到开发。永嘉南渡，八姓入闽，这东南一角逐渐衣冠兴旺、教化盛行。偏居海隅，地狭山多，交通不便，导致福建长期封闭——中原人不知有福建，而福建人绝少与闻天下大事。宋元以来海路开拓，南宋、南明再度偏安，加之明中期以来倭寇进犯，福建才以边疆而在史书上显示了一点重要性。

这并不是郁达夫第一次来福州。1926年12月，郁达夫自广州往上海的途中，在福州稍作停留，并在古城游览一番。对于福州，郁达夫印象颇好，“濒海的福州等处，也是住家的好地方”。此番二次来榕，自然和这好印象有关。郁达夫是好山水的，游记小品也是第一流的文章，属于晚明小品一派的俊秀和清逸。对于自己的入闽，他是这么说的：“只身南下，意欲漫游武夷太姥，饱采南天景物，重做些记游述志的长文。”

郁达夫常被称作名士派、颓废作家，私生活方面也屡屡受人指摘。然而同时他也是一个内心经常为忧时用世的感情所激荡的爱国者。时值大敌当前、家国飘摇，他也并不能避世自保，而是“想南下泉漳，去看一看倭寇的故垒及前明末世的遗踪”。

郁达夫成名颇早，抵达榕城的时候，他早已是举国皆知的“著名作家郁达夫”了。郁达夫抵达福州的消息一经见报，郁达夫便陷入接待应酬的泥潭，日日苦于接见慕名而来的各方宾客，酬酢本地的大吏豪绅，不用说写文章，“连洗脸洗澡的工夫都没有”。

公报室主任实际上是一个闲差，大抵和李太白的供奉翰林相差不远，没有什么实际的事务。这位省主席陈公洽先生礼聘作家郁达夫前来，所为者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却知道这月薪300元对于没有固定职业、文债颇多的郁达夫而言是十分重要而切实的。这位陈公洽先生即鲁迅在日本的同学，后来的台湾省主席，在国民党迁台前夕因“二二八事件”处置不当而被蒋介石处以极刑。

除了酬酢显宦，郁达夫仔细游历了闽中山水。于山、乌山、鼓山、闽江，无不以别样的姿态出现在他的《闽游滴沥》之中。至于于山上的戚公祠和平远楼，在日寇步步进逼的1936年，对于郁达夫而言更是具有独特的意义。酬酢归酬酢，游山归游山，他心中那一股忧时用世的感情始终激荡不息。戚南塘抗倭的事迹和“拔剑光寒倭寇胆”的精神，以及“郑所南、黄漳浦的一脉正气”，正是他自勉和振励时风的榜样和楷模。

1937年初，王映霞带着他们的第二个孩子郁云来到福州。妻儿一来，居所自然要有所讲究。于是，郁达夫租下了位于三坊七巷光禄坊的刘氏宅院的一个花厅，作为一家人在福州的寓所。在离开福州前往武汉之前，郁达夫就一直居住在这座老宅院里。

光禄坊刘宅是一座大宅院，原属福州城内赫赫有名的首富“电光刘”家族。刘氏故居最辉煌的时候横跨半条街，是一片四座相连、前后八进的大院落。而郁达夫所居住的“景屏轩”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这样的一座老宅，在日夕酬酢、迎来送往之余，应该是能给心灵带来暂时的宁静的吧。雕镂的花窗前、湿润的石阶下，大约也可以有“小楼一夜听春雨”的景致。

王映霞来后，郁达夫的生活变得稳定而有序了。小楼春雨，幽窗夜饭，庭院的安静与闲适给郁达夫提供了良好的休憩之地，然而他的生活却更加忙碌了。对于省政府公报室的事务，他也投入了大量的时间。1936年底至1937年初，郁达夫专程去了一趟日本，回程中经停台湾，经厦门、泉州回到福州，沿途发表演讲，对于日本的侵华情势和中国的抗争活动做了有力的宣传。

进入1937年，日寇在中国领土上的侵略活动更加猖獗，国民的抗日情绪也愈加汹涌。七七事变爆发后，郁达夫马上投入福建文艺界的抗日救亡活动，被推选为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长，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筹划创办《文救周刊》、《救亡文艺》等抗战刊物，并担任主编。与此同时，他还撰写了大量政论和杂文，号召国民与侵略者做殊死的斗争，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发表了20余篇文章宣传抗日。他每天早出晚归，白天上班，晚上常开会至深夜，经常主持宣传讲演会，并多次到福州电台去作抗日的播音演讲。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唤起正义，揭发兽行，联合世界的文化人来扑杀那疯犬，就是专以侵略为事的日本帝国主义者”。

在古城的土地上，郁达夫曾悠闲地游历山水，也曾激昂地宣传抗日。而在光禄坊的刘氏宅院里，在景屏轩的孤灯下，他又写下了多少热情澎湃、激愤难平的抗日文章。1938年3月，郁达夫离开福州，赴武汉参加抗日宣传活动。他在福州总共居住生活了两年有余，在古城的山山水水、在三坊七巷的青石板上留下了他俯仰谈笑、以笔作枪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