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坊巷之间

    三坊七巷，是一名随遇而安的温婉女子，在历史轰轰烈烈的前行车轮中，看四季流转，看沧桑变化。波澜不惊。翻开历史发黄的扉页，跃入眼帘的是深庭幽巷时光变迁的斑驳剪影。

    西晋永嘉二年，衣冠南渡，八姓入闽。随着人口的激增，福州城也向外扩展，现三坊七巷所处的一隅逐渐发展为居民区，具备了雏形。唐天复元年，闽王王审知就“守地养民”之需，大规模地修筑包括三坊七巷这一奁在内的罗城，三坊七巷的格局基本形成了。尔后，王审知又于梁开平元年拓建夹城，福州知州钱昱于宋开宝七年增筑外城，福州城池不断扩建，三坊七巷便渐渐走进了城市的中心。清中叶至晚清，三坊七巷的发展则进入鼎盛时期。坊内一座座白墙黛瓦的古建筑毗邻而立，好似亲密友人挽手低眉悄然耳语。

    三坊七巷保留着自唐末五代以来古街区的基本形态。坊市分离，布局有序。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大都是明清建筑，保留了明清以来建筑美学的基本特点。

    每座建筑都是多进院落，主座庭院、厅堂、居室与侧座的花厅、书房、假山园林一应俱全。宅门深处的时光是静止的。于是你的眼眸便能细抚柱础、灯杠、斗拱、雀替、窗柩上那些精雕细琢的的石木构件。青砖垒砌而成的形状各异的门罩，取光通风两全的六离门，还有覆龟亭与美人靠，就这样迷失在这静好的光阴里。

    存留的这些古建筑是一扇窗，我们从这里窥探城垣兴衰、时代更迭。历晋入唐，经两宋入明清，繁华与萧索，喧闹与幽静，时光日复一日流转，坊巷始终无言。进入新中国，三坊七巷又经受了近乎毁灭性的摧残。而历史的见证人依旧静默在那无人收拾的喧嚣中意守丹田，于恒久绵长的岁月中潜心修炼。

    或许是三坊七巷占尽了风水宝地，文人辈出。自唐朝著名学者黄璞始，千百年来多少文人学士、将相大员从这狭窄的小巷中走出，在一册册史书中留下自己的名字。又有多少人，在为官游学倦怠老惫的晚年，再次回到他们出生地方，教养子弟，振兴地方，为闽中之地留下宝贵的文脉。

我们在重重风火墙的索引下回溯三坊七巷。她在淡淡茗香中看千载寂寥，人来人往。

    里坊制度活化石

    《说文解字》中说：“里，居也。”《汉书·食货志》解释道：“在野曰庐，在邑曰里。”而城邑内居住之地则称为坊，《唐元典》曰：“两京及州县之郭内为坊，郊外为村。”

早在先秦时期，作为城市基层居住单位的“里坊”即已存在。为了便于管理，各个里坊呈封闭的状态，四周环以高墙，设置坊门，每坊四面各开一门，中间设十字街。在坊正的管理下，人们“昏而闭，五更而启”，如果有人不遵守严格的“夜禁”制度，必受严惩，这即是古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和现代意义上的居民区不同，最初的里坊中不存在任何与商业或手工业有关的店铺，所有买卖都集中于定时开闭的“市”中，“里坊”与“市”分工明确，互无交集，制度甚是严苛。然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原本严格的里坊制度受到了挑战，至唐代后期，许多商业城市中传统的里坊制遭到破坏，坊市结合，不再设置坊墙，夜市逐渐兴起，原本封闭式的管理向开放式演变，侵街建房、坊内开店等破坏里坊制的现象不断出现。里坊仅限于居住的概念慢慢淡化，功能上的限制也逐渐消失，虽然城市布局依旧采用“里坊”的形制，但严格的里坊制度渐渐被淡出了人们的生活。

    以北魏洛阳城和唐朝长安城为例。北魏洛阳城大概有300多个里坊，排列有序、道路整齐，城中南北纵街、东西横街各4条，相互交叉，形成方正划一的棋盘式道路网。北魏洛阳城的里坊形制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唐长安城的中轴中心为明德门，正对皇城的朱雀门，朱雀大街繁华而宽敞，11条东西大街和14条南北大街划出了108个街坊。大街两旁都是官署、衙门、寺院、庙宇，坊内是居民修建的合院建筑，穷苦大众大都居住在坊曲之中。朱熹对唐代的里坊制度甚为赞赏：“唐宫殿制度正当甚好，居民在墙内，官街皆用墙，民出入处皆有坊门，坊中甚安”。

形成于唐末五代的“三坊七巷”延续了长安城的里坊规制，以南后街为中轴，向东西两侧扩展，道路、街市、坊巷的安排讲究对称，东面的“七巷”从唐末至今始终完整保留。

    “三坊七巷”的总体布局也呈棋盘状，坊巷规整，经纬分明。自古以来都设有坊门，至今还可以见到坊墙上嵌入的“乡约碑”，这是古时“三坊七巷”坊里管理的明证。以前“三坊七巷”的商铺、酒馆都布置在纵向的南后街上，东西走向的坊巷内营建的住宅，全是南北朝向，闹中取静，坊巷幽雅。大概也是有了这样的幽静，在“里坊制”的管理功能消失之后的明清时期，士大夫和富贵人家都愿意聚居于此。即便到了现在，严格的里坊制度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三坊七巷的“里坊”格局却保留了下来，延续至今，成为明清建筑的博物馆，里坊制度的活化石。

    人、习俗、坊巷

    福州人的构成颇为复杂。从早期闽越族后裔，到西晋永嘉之乱直至唐末、南宋历代乱世多次南迁的中原移民，来历已难以考证。此外，八闽各地的人士也或多或少相继进入福州定居。甚至于，连末代皇帝的逃亡路线也将福州设定为安身立命之所，如宋末益王赵昰和明末唐王朱聿键都先后在福州即位。

    海路开通后，外邦异域文化开始进入福建。明中叶之后意大利耶稣教士艾儒略入闽传教，被称为“西来孔子”，与榕城的士大夫谈论教义，著书立说，士大夫也不免礼尚往来向他赠诗致意。足见，福州的精英人士自古就是崇尚以开放的姿态包容各方学说。五口通商之后，大批西方人士涌入福州，带来了西方文化。被称为近代中国“放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中国近代思想启蒙家”的严复、“船政之父沈葆桢”、“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林旭、“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等一大批近代史上的杰出人才都崛起于福州，决非偶然，这种既尊重传统又勇开风气之先的特点正是源于福州特有的文化氛围使然。更妙的是，这部分福州的精魂，无一不是从“三坊七巷”走出去的。无怪乎，国内外的学者文人都纷纷把目光投向这弹丸之地的坊巷里弄，渴望一探个中的奥秘。

    一个城市的建筑，无疑是承载这座城市历史、文化和传统的物质载体。福州人滞守与开放兼容并蓄的性格特征在三坊七巷尤为明显。

一方面迷恋中原故土的华夏文明，即便在经历了无数次历史淘洗之后依然保留了古代里坊规制的外形轮廓。这种坚守表现形式也颇为温和，渗入人们的日常观念之中。在福州民居建筑上，很讲究大厅和各房的结构均衡，形成中为厅、旁为房的建筑格局，有“四扇三”式、“六扇三”式、“八扇三”式等。

    如城内衣锦坊54号欧阳寿孙故居，正屋全宽12米，三间，中为厅，旁为房，进深13米，厅前天井宽9米，进深6米。像这样的典型民居，讲究的是以大厅为中心，左右为房，形成了“四扇三”式均衡建筑的布局。正是正厅和左右各房并列、保持均衡的建筑结构，就不允许随意把横梁锯断，把房屋增高，这样不但破坏了整座宅院的形制，有违均衡，影响了安全，又破坏了整体的建筑结构布局，被视为大忌。也正是这种讲求原则的态度，那些充分表达了古人对自然人生的审美观念的建筑得以幸存下来。

另一方面，在对待外来文化上福州人有着既谨慎又开明的自觉。谨慎源于最初的不了解，开明则是在为之好奇、进而了解之后的“细嚼慢咽”的品尝，“美味”不是问题，关键还是着意它的“营养”，能否为我所用。这在建筑语言的表达上尤为审慎。虽然三坊七巷不乏富可敌国的巨富之家，除了日常用作营生的“七巷子”，高宅深院的“三坊”内绝少看见西式的建筑，即使曾经有过也很快被历史的大浪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