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山成就萧乾半世纪师生情

  萧乾                                        曹维廉

        81年前，一代文豪、著名记者萧乾到福州英华中学任国文教师他在这里遇到一名比他小6岁的高中生，两人一见如故——
       记者 刘琳/文本报记者 刘琳 通讯员 曹志东/图
       让我们还原两个历史片断：
       1932年，萧乾自北京南下福州，在烟台山乐群路上的福州英华中学当国文老师。一天，他下课经过操场，突然听到一声极标准的普通话：“把球传给我。”到福州后，这位生在北京的蒙古族小伙，听不懂福州方言，连福州人说的国语也听得极吃力，“怎么有人国语说得这么好？”循声望去，他看到了一名双眼特别有神的精瘦学生。他们由此相识，延续了一生的师生情……
       1984年10月21日，北京，原一机部汽车局大院，人山人海，萧乾在夫人的陪伴下，向自己在烟台山间结下的终生朋友作最后告别，哀思满面，令观者动容……
       这名让萧乾终生魂牵梦萦的学生，至今仍有不少亲人生活在福州，其中多人与记者相识十余年。上周末，记者再次访问了他的堂弟媳贾淑芬、侄女曹志东。
       一
       萧乾如何到了烟台山？
　   萧乾（1910年～1999年），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记者、翻译家。
       萧乾祖籍黑龙江省兴安岭，生于北京东北城根一个汉化了的蒙古族贫民家庭里。其父是个管开关东直门的差役，穷得直到中年才娶上老婆，而在自己的唯一儿子出生前月余就死去了。其母吴氏，汉族，也出身寒微，无力独撑门户，只得带着萧乾寄居在叔舅家。萧乾基本上是边工作边完成了高中、大学学业的。
       萧乾1926年加入共青团，先后就读于北京崇实中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是位老资格新闻人，1931年任英文周刊《中国简报》文艺版主编，1935年任《大公报》文艺版主编兼旅行记者。1939年受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邀请赴伦敦任教，同时兼《大公报》驻英记者，1942年入英国剑桥大学英国文学系攻读硕士，1944年放弃剑桥学位，毅然担任起《大公报》驻英特派员兼战地随军记者，成为当时西欧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写下了《银风筝下的伦敦》、《矛盾交响曲》等大量描写欧洲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通讯和特写。
       1945年，萧乾赴美国旧金山采访联合国成立大会、波茨坦会议和纽伦堡对纳粹战犯的审判。1946年回国继续在《大公报》工作，兼任复旦大学英文系和新闻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人民中国》（英文版）副主编、《译文》杂志编辑部副主任、《文艺报》副总编等职。1979年起，历任中央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及民盟中央常委等职。他一生写出了300多万字的回忆录、散文、特写、随笔及译作，主要著译作有《篱下集》、《梦之谷》、《人生百味》、《一本褪色的相册》、《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尤利西斯》等。
       萧乾是应福州英华中学首任华人校长陈芝美之邀，来到烟台山的福州英华中学教国文的。
       福州英华中学的前身，是由基督教卫理公会（美以美会）创设、闽商张鹤龄捐资襄办的一所私立教会学校，曾经名为福州大学、鹤龄英华书院。
       萧乾来榕任教，与上世纪20年代中期福建爆发的收回教育权运动有关。1840年鸦片战争后，列强倚仗不平等条约，通过传教士在八闽大地开设了不少教会学校，1919年列强在福建创办的教会学校就有1709所之多，其中福州尤多。这些教会学校，既不向中国教育部门立案注册，也不受中国教育团体的干预，对学生进行奴化教育，禁止学生参加任何爱国运动。1924年3月至10月，鹤龄英华书院主理夏和平禁止学生拜祭黄花岗烈士和参加国耻游行等爱国运动，引起全校500多名学生反抗，夏和平竟蛮横地把全体学生驱逐出校。当年12月，福建学生联合会多次组织学生进行抗议活动，声援英华学生分会，迫使校方允许学生返校。1925年9月22日，福建学生联合会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1926年，福建收回教育权运动方兴未艾，要求把教会学校收归中国所有，“福州收回教育权筹备委员会”、“福州教会学校职员学生反对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运动筹备委员会”、“福州各界反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大同盟”相继成立。1927年冬天，鹤龄英华书院率先进行改组，陈芝美受聘为第一任华人校长。
       陈芝美（1896年～1972年），古田人，先后毕业于英华书院、美国康奈尔大学。曾任厦门大学教育学副教授、教授，在此期间，由于教学成绩斐然，美国康奈尔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
       陈芝美上任后，学校改名为鹤龄英华中学。鉴于学校原来奉行“重英轻中”教学导致学生国文水平下降的现象，他高薪聘请前协和大学文学院院长、国学名师陈遵统以及林行陀，以加强国文教学。此时，已在京城文学界、报界颇有名气的萧乾，被列入陈芝美网罗国学名家的名单中。
       1932年夏天，萧乾与辅仁大学一名系主任发生争吵，同时为了挣点学费，就欣然接受了陈芝美的邀请，办理了休学一年的手续，来到福州英华中学教国文。他的短篇小说《蚕》里所描写的生活情景，就取自这时的生活体验。
       二
       萧乾在烟台山遇到了谁？
　    萧乾在烟台山遇到的那名学生到底是谁？他就是满族正白旗高三学生曹维廉。
       1916年，曹维廉生于长乐琴江满族自治村，祖上本是行伍出身，先世为汉八旗，随顺治帝入关，一路南征至闽。三江口水师旗营创设后，曹维廉祖上携家小入驻琴江旗营兵署。琴江旗营为汉军旗人，祖籍东北，因旗营多是“亲上加亲”，东北话世代沿袭，这也是曹维廉能说一口颇为标准普通话的原因。
       曹维廉祖父的英语极佳，曾在英国驻福州领事馆工作。他的父亲曹士钦长期在英华学校教英文。曹维廉6岁时，母亲撇下他和两妹一弟，病逝于福州。后来，继母又为其添了两个弟弟。1926年，他进入福州英华学校中学部就读，1932年萧乾来英华中学时，他正读高三。
       自从在英华校园遇到曹维廉后，两人一见如故，向来对老师彬彬有礼、言必称“先生”的曹维廉，面对萧乾时，竟脱口而出叫他“乾哥”。曹维廉年老时曾有人问怎么会想出“乾哥”这词时，他说“第一眼就感觉到亲切”。
       萧乾刚到福州，最先感到的是语言沟通之难，当时福州人很少会讲普通话，萧乾上街买东西，费尽口舌再加双手比划，还是常常让卖家觉得“不知所云”。曹维廉成了萧乾在福州的第一个翻译，萧乾外出，他不离左右。
       当时，英华中学除英语课外，老师上课都是讲福州话，即使会讲普通话的福州籍老师，上课也是讲方言，因此当时学生的普通话水平普遍较差。萧乾深感应当推广国语，否则对学生未来成长不利。于是，他与曹维廉一起，在学校发起推广国语运动，为了增强师生讲普通话的意识，萧乾还在学校的墙壁上、树干上张贴“请说普通话”的标语。为了增加学生学习普通话的兴趣，萧乾和曹维廉还在学校举办了不少文体活动，比如郊游、登山、文艺表演，还组织“天籁团”，推广国乐，教学生唱歌。
       萧乾初到英华中学时，有的学生欺生，曹维廉因学业优良且为人仗义，在学生中很有影响力，于是承担起保护老师的责任，经常睡在萧乾的宿舍里，晚上就睡在一张床上，因此两人常常彻夜深谈，谈文学、谈时政，但谈论最多的还是国家命运。
       一年后，萧乾离任回京完成大学学业，曹维廉也因家贫无法继续升学，前往上海谋生。两人就此在福州分手。
       三
       真情穿越战乱
       曹维廉有组装收音机的特长，在英华中学读书期间，他千方百计节省家中给的生活费，自学组装无线电收音机，暑期又旁听讲师班的无线电常识讲座。这一特长，成了他谋生的第一块“敲门砖”。
       1933年，曹维廉经人介绍进入上海大华无线电厂做工。工余时间，他经常钻研无线电书籍至深夜，或背着厂主偷偷将废弃的图纸碎片拼起来研究学习。此外，他还自修大学课程。由于他的技术水平日益提升，月薪很快达到80块银元。他在学徒期间还担任了中华职业补习学校的电学教课老师，又得到一笔不错的报酬。从此，他将大部分工资汇寄福州家中，成为家里的经济支柱。在此期间，萧乾曾专程到上海，与老友相聚。用他夫人的话说，那就是“度过了一段美好的周末”。
       1936年，爱好音乐的曹维廉参加了上海业余抗日救亡歌咏队，随队在沪上宣传抗日，同时认识了吕骥、麦新、孟波等音乐界中共党员，开始接触党的进步思想。此外，他还读了鲁迅、巴金的部分作品以及高尔基的《母亲》和绥拉菲摩维奇的《铁流》等书，这为他以后直接走上抗日前线打下了坚实基础。
       同年冬天，欧亚航空公司要招一名优秀的无线电机务员，工资极高，而曹父此时的微薄津贴难以养活一家人，急需长子更多经济支持，于是曹维廉也报考了欧亚航空公司，并在与几十名大学毕业的报考者竞争中胜出。那时，他一边工作一边参加抗日歌咏活动，还创作了大量抗日儿童歌曲，如《小队伍》、《我们笑了》、《棚户歌》等，发表在进步刊物《大众歌声》上，发表时用的是笔名“魏林”，受到儿童们的欢迎。
    “七七事变”后，曹维廉随欧亚航空公司迁往昆明，工余时间在当地组织了救亡歌咏队，经常率队深入城乡，唤起民众投身抗日。他在昆明时，萧乾也曾不远万里，穿过战火，辗转去看望他。这对师生，曾在昆明北门街曹维廉居所又“度过了一段美好的周末”。
       1938年春，日寇铁蹄踏破大半个中国，曹维廉再也无法继续安于大后方的平安生活，他修书回闽，痛说自古忠孝难两全，请父亲原谅自己不能再寄钱回家，承诺待赶走日本侵略者、中华大地阳光灿烂时，定承欢父母大人膝下。尔后，他辞掉每月300块银元的高薪工作，经麦新介绍，辗转千里参加了中共浙江金华游击队第二支队，并于同年由张爱萍同志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秋天，曹维廉被调到新四军军部通讯大队，任机务主任、电讯班班主任，创设了新四军最早的电台，创建了华东新华广播电台。解放战争时期，他在山东军部通讯局任机务课长、材料处长。解放后，曹维廉在上海市军管会任电讯组组长，负责对华东地区官僚资本电讯工厂的接收和军管。后来，他作为专业技术骨干，从部队转到地方，先在华东工业部任电器工业处副处长，后兼任上海电机厂厂长，电器工业局成立后，出任局长。
       曹维廉转战南北时，萧乾也在新闻一线用笔参战。
       萧乾的夫人认为，曹维廉当年投入中国共产党，对萧乾的影响极大。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个人认为，1949年使萧乾放弃剑桥的聘请而回到祖国的原因，除了他在《往事三瞥》中所说的乡土情结外，结识的不少思想进步、有才华有抱负的文学青年后来都投奔了延安也是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萧乾回国途经香港，在当地报纸上看到上海军管会名单上有曹维廉的名字，兴奋地说：“我们又能见面了。”回到内地后，“乾哥”又赴上海探望他的学生。
       四
       患难更显情深
       1953年，曹维廉调到北京，历任第一机械工业部电工局副局长，电机工业部电器局局长，第一机械工业部七局局长、八局局长、科学技术司司长、副部长，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国家仪表总局局长。不得不提的是，曹维廉没有忘记投身革命时对父亲许下的诺言，他将父亲与继母接往京城，精心侍奉始终，当部长后日理万机，但依旧每日归来为父母捶背捶腿。
       上世纪50年代，萧乾被打成“右派”，此时身居高位的曹维廉照样与萧乾往来，且还是一口一个“乾哥”。“文革”初期，曹维廉被造反派打坏了腿，走路一拐一拐的，还被关进“牛棚”，折磨成半身不遂。1969年从“牛棚”放出来后，他依旧想方设法帮助重病的萧乾。萧乾的夫人文洁若曾回忆道：“由于‘文革’时期受过摧残，曹维廉走路有点跛，却总是利用假日，换几次车，乘公共汽车到天坛南门的居民楼或友谊医院探望萧乾。友谊医院泌尿科的主治医生高大夫，恰好是他的胞妹维礼同志的大女婿。萧乾做了左肾摘除结石手术后尿道不通，而他的健康状态又不适宜立即重新做全身麻醉大手术来割掉左肾，只好在左腰上造个瘘，插上个导尿管，8个月期间，导尿管至少从瘘口脱落过十来次。当时我还在朝内大街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上班，每次接到家里打来的传呼电话，就急急忙忙赶到友谊医院或位于什刹海后边的高大夫家，请他施救。他二话不说，骑上摩托车就赶去给萧乾消毒，重新把导尿管插回去。多年后高大夫才告诉我，维廉同志从未为任何事麻烦过他，然而总是千叮咛万拜托，要他好好照顾萧乾这个特殊病人。”
       五
       友谊超越生死
       改革开放后，萧乾与曹维廉都迎来了生命中的又一个春天。
       1979年2月，萧乾拿到一纸“右派”改正书。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曹维廉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他仍住在面临西长安街的汽车局大院里，那是一套比许多中层干部居所都寒碜许多的老房子，但他怎么也不肯搬到与他级别相称的部长楼去。那段日子，他一有空依旧登门与萧乾相聚，萧乾也隔三差五来他家小聚。
       1981年秋天，萧乾在北京友谊医院做了左肾割除手术后，恢复了健康。第二年，曹维廉调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着力促进香港与内地经济交往，并开始为香港回归紧张工作。
       1983年1月13日至19日，萧乾携夫人，与艾青、萧军等中国文坛大佬，一起赴新加坡参加第一届国际华文文艺营活动。活动结束后，为了跟香港文化界人士交流，他们在港逗留到28日，下榻在新华社香港分社的招待所。据萧乾的夫人回忆：“曹维廉当时工作极为繁忙，但每天都抽空来看萧乾，只要没有外出应酬，就和我们一道用餐。他有胃病，不能多吃，每次都带走一块面包片，作为当天的夜宵吃。我私下跟萧乾嘀咕：听说维廉同志经常工作到凌晨，要是能吃上一碗馄饨或挂面，也比吃面包片好啊！然而我们知道，劝他也是白搭，他准会回答说‘多少革命先烈都牺牲了，现在住大楼吃面包，不知比糠菜半年粮的日子好上多少倍’。”
       1984年8月，萧乾和夫人在挪威首都奥斯陆时，接到曹维廉从香港写来的信，希望他们归来时能再转到香港逗留几天。萧乾的夫人曾在一篇文章中深情忆起“乾哥”与学生再未谋面的憾事：“我们巴不得再去一趟，萧乾也立即回了信。可是没想到，还没等我们离开伦敦，曹维廉竟驾鹤西去了。他因心脏病在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病情稍稍稳定就出院了。9月26日晚上，他应邀出席福州十邑旅港同乡庆祝国庆35周年宴会，当晚7点钟分发的《中英联合声明》文本和号外在会场传诵，大家喜气洋洋。27日上午，他听取了有关中国开放城市投资洽谈会的准备工作的汇报，紧接着又出席了一个会，渐感身体不支，被送进医院，已无法抢救，翌晨就去世了。萧乾生前常说，曹维廉是以身殉职的。”
       萧夫人在另一篇文章中，也曾满含深情记叙了丈夫与他最要好的学生、最要好的朋友见到最后一面，只不过这一面已是天人永隔，萧乾再也听不到曹维廉中气十足地唤他“乾哥”了！
    “写到这里，我倒是有个想法。我是1950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解放初期看《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牛虻》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深有感触，我们那先后生于1955年、1956年的一对女儿，是在学习雷锋、王杰、焦裕禄的良好社会风气下长大的。然而对这样一位把自己的一生献给革命的高级干部中的焦裕禄式的先进人物的杰出事迹，我们为什么宣传不多呢？”萧夫人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现在的社会更需要像曹维廉同志这样工作认真、精通技术、大公无私、廉洁奉公的优秀共产党员。
       曹维廉的离去，并没有终结萧乾与他的友情。萧乾曾流着泪写下《哭亡友曹维廉》、《他对生活从不投“弃权票”——悼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曹维廉》等。对于好友的离去，萧乾曾说：“生活中有些事就是叫人想不通！他从不是那种病病恹恹吃药打针的人，嗓门总是那么宏亮——当年在上海他还是抗日歌咏队的队员哩！……他是个对生活从不投‘弃权票’的人。”
       1999年澳门回归时，萧乾的夫人写作《想起了曹维廉同志》。2005年，萧乾的夫人又著有《曹维廉二三事》，回忆丈夫与他最钟爱学生绵延一生的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