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在福州格致中学的演讲

        郁达夫三次入闽，第一、三次（1926年冬、1938年秋）都是路过，居闽时间短。第二次入闽（1936.2.4－1938.3.9）历时两年，其间，赴日招回郭沫若、赴沪参加鲁迅葬礼，回杭小住，等等，实际时间不足两年。他在榕引领了福建的抗日文艺运动，留下了20余万字的创作，度过了一段相当辉煌的人生历程。
        在榕期间，郁达夫作过多次演讲。他于1936年2月4日到达福州，15日，即应邀前往南台青年会演讲，题为《中国新文学的展望》，指出：“今后新文学的趋向，将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为中心，而写作的方法，仍旧继承着普罗文学运动中所提出的新写实主义。”此后的多次讲演涉及议题广泛，如2月21日，在福州英华中学演讲，题为《文艺大众化与乡土文学》；27日，到仓前山华南文理学院演讲，“内容为有关日本这次政变的谈话。”（据《闽游日记》）3月1日，在友声剧场作《青年的出路和主人》演讲。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演讲，首推9月25日在福州格致中学作的《国防统一阵线下的文学》演讲。福州格致中学原是美国人办的教会中学，1927年改为“私立”，但实权仍操在美国人手里。邀请郁达夫来校演讲的，是当时的校长沈廷模，此人与教务主任倪耿光治校有方，不传教，不媚外，工作勤奋，办事认真，颇有作为。郁达夫这次演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郁达夫在此次演讲中全面深入地阐述了抗战文艺的思想，同时，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看法合乎论争的实际情况，观点之正确迄今犹然。
        郁达夫是创造社的元老，当1928年创造社与太阳社围剿鲁迅时，郁达夫却站在鲁迅一边。1927年1月，郁达夫敏锐地觉察到广州革命中心内部的危机，发表《广州事情》，遭到创造社同人的批判。同年4月8日，他又发表《在方向转换的途中》，把锋芒对准了即将背叛革命的“英雄”蒋介石。果然，四天后，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批判过郁达夫《广州事情》的郭沫若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被通缉，流亡日本十年。1927年8月15日，郁达夫登报声明脱离创造社，而与鲁迅合编《奔流》月刊。同月，发表《对于社会的态度》，表达对鲁迅人格的肯定，指出：“我总以为作品的深刻老练而论，他总是中国作家中的第一人者。”这比冯雪峰、瞿秋白对鲁迅的肯定评价，要早得多。郁达夫与鲁迅保持着深厚的友谊。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而最初起草的“左联”发起人名单中没有郁达夫的名字。冯乃超、夏衍拿着这份名单去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看后很不满意，说：“你们问过郁达夫没有？为什么不列他的名字？”于是名单上才有了郁达夫，他成了七个发起人之一。因为他曾对徐志摩说过：“我是作家，不是战士。”徐志摩等人的新月派，是被“左联”视为敌人的，向“左联”的敌人公然这样表示，等于自己取消资格，于是，1930年11月16日，“左联”开会，“开除郁达夫”。1930年12月1日，郁达夫脱离“左联”，因为他觉得“分传单一类的事我是不能做的”。蒋光慈后来因发表《丽莎的哀怨》亦被“左联”开除，并被清除出党。郁达夫对“左联”的“左派”幼稚病虽有看法，但他作为左翼作家的本色并未改变。1936年2月，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周扬、夏衍等“左联”的地下党负责人，未征得鲁迅的同意，就宣布解散“左联”，同时，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对此二事均持异议。冯雪峰从延安来到上海，与鲁迅、胡风商议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胡风发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将这一口号提了出来，遂引发“两个口号”论争。几乎有影响的作家都被卷入了这场论争。
        确立“国防统一阵线下的文学”这一论题表明郁达夫已清楚地认识到抗日是全民族的旗帜，而文学必须在抗日的旗帜下运转。可贵的是，郁达夫没有对开除他的“左联”领导人周扬、夏衍等挟持私隙，而是识大体、顾大局，提出“两个口号并不相背，却是相成的”观点，郁达夫认为：名目或有出入，但全民族“最后的理想，最大的目标”，“只有一个”，那便是“完成国防，拯救民族”。他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国防统一阵线下的文学”的具体内涵。“一是唤醒民族意识的”，目下中国若不亡国则已，若一亡国，就是灭种灭族，所以处在“这一关头的文学，自然要以唤醒民族意识为主要的内容”。二，这是“鼓励向上奋斗的革命的文学”。这就坚持了抗日文学的阶级性，保持了“左翼”的先锋姿态。三是“暴露现实”，这是在坚持“五四”以来批判现实的文学传统。关于写作技巧，倡导“新写实主义的手法”，“就是有情写实的那一种手法”，这是在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郁达夫在演讲的最后，强调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唯有国防”这一点。他号召青年，在这一大前提下，个人的自由、利益，甚至生命，有牺牲的必要时，也只好牺牲。他深信：“中国的国运，一定会得隆兴”，“我们的子子孙孙，也永远地不会再受人家的轻侮！”这篇演讲，10月3日发表于福州《建民周刊》第12期上。这篇演讲稿，至今仍闪耀出熠熠光芒！
        1936年10月27日，他在一封信中说，“同属一家，安忍操戈”，“危急存亡，只在一呼一吸之间”，没有余裕“去谈脉论理派别呢”，这是他对于两个口号论争的一点见解。1936年11月29日，他发表《今日之中华文学——它的动向和作品》，谈及两个口号之争，认为两个口号“有若干差别”，但“实际内容是相同的”，“没有争论的余地”，以前的争论，只不过是文坛宣传者的政治感情用事，出于年轻的人们不肯落后于旧人的“心理”。对两个口号之争的实质及文坛的弊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可谓一针见血。
        1938年3月9日，郁达夫应郭沫若电邀，离闽前往武汉参加第三厅的工作，奔赴抗战文艺的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