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长陈寿祺

       鳌峰书院自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创办，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撤销为止，近两百年间前后历任三十二位山长。除首任山长蔡璧外，其余三十一位均是进士出身，个个都是名士大儒。山长是书院的领导人物，对外代表了书院的形象和水准，对内则要担负起教学和训导学生的职责，这些声名卓著的大儒对鳌峰书院的绵延壮大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而在这众多山长中，陈寿祺的表现尤为突出。

       陈寿祺，福建侯官人，少时就读于鳌峰书院，得当时书院山长孟超然褒奖曰：“十年后，福建有通儒起，陈生是也。”他于嘉庆四年得中进士，十四年充会试同考官，十五年父殁后再不出仕，此后主讲清源、鳌峰书院多年。道光二年（1822年）陈寿祺丁母忧回故里，服满后由当时的福建巡抚叶世倬聘请，在鳌峰书院担任山长主讲长达十年。值得一提的是，许多人提起陈寿祺总会说他在鳌峰书院的讲学生涯培养了包括林则徐、梁章钜等在内的一大批优秀人才，这种说法实则大谬也。梁章钜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进入鳌峰书院，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中举离开；而林则徐14岁中秀才以后进入鳌峰书院学习，当时是嘉庆三年（1798年），七年后中举离开书院。陈寿祺道光二年（1822年）才开始担任山长，此时梁章钜与林则徐皆已名满天下，何来师生之说？然而林则徐与陈寿祺确实私交甚笃，也受了陈寿祺不少教益，陈寿祺可以算是林则徐的益友良朋，却并非师长。

       作为一个全省乃至全国顶尖的教育机构，鳌峰书院的山长肩负着许多重要的职责和压力。山长要统筹书院全局事务，领导书院其他供职人员工作和组织祭祀等仪式活动，而教学是山长最主要的任务，鳌峰书院有专门规定来明确山长的教学职能。之所以说陈寿祺在历任山长中表现突出，正是因为其在鳌峰书院的教学管理系统上的重要贡献。鳌峰书院成立之初，以教授理学为主，后开始加入科考内容教育，但始终坚持讲学教育和科考教育并重的方式，这也是其难能可贵的地方。鳌峰书院的课程分为官课和师课两种，顾名思义，官课负责科考内容的教授，每月一次由总督、巡抚、学政或布政司轮流开课，师课就由山长负责主持，以讲学教育为主。《鳌峰书院志•章程》中明文规定：“每月三次考课生童，初六、十六日两期为山长教管课。二十六一期系各衙门轮课。自督抚两院、藩臬两司、粮监两道并福州府以次轮流，周而复始。”鳌峰书院并不追求生员在科举上的出人头地，以养育人才为先旨，崇尚实行并以理学为宗，培养出不少英杰。陈寿祺担任山长以后，将鳌峰书院的这一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在鳌峰书院原来的教学制度基础上，制定了更加完善的课徒规章。

       在鳌峰书院之前，陈寿祺已有十余年书院教学经验，在书院管理上形成了初步的系统思想和办法。陈寿祺担任山长的第二年起，每月十六日的山长馆课开始在时文、律诗之外，兼试古学经解、史论、杂体诗赋。除了授课内容的增多，陈寿祺陆续总结制定了适合鳌峰书院生童的一些规定并逐步实施。主事书院当年的冬天，陈寿祺就制定了《拟定鳌峰书院事宜》，内容详实体系严密，是鳌峰书院制度建设的一个新高度。该规定多达十五项，主要针对书院教学管理方面的要求，对书院学生日常生活管理上的规定，以及书院其它事务方面的安排，是一份全面的书院制度总领性文件。

       除了对行政事务上的整顿，陈寿祺更重视的是山长的主要任务——教书育人。陈寿祺认为对学生品行的教导比学问教导要重要得多，他厉行品格教育，整肃学生纪律，撰文《示鳌峰学院诸生》，其中以《义利辨》、《知耻说》、《科举论》3文告诫诸生知廉耻、习义理，文章篇幅极长，言辞恳切，充分体现了陈寿祺个人的书院教育观点，也是其教育理念的纲领性文件。山长是书院的最高管理者，也是各种思想制度的制订者和执行者，因此山长个人学术倾向、管理活动对书院的发展方向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陈寿祺在鳌峰书院主讲长达十年，长期稳定的环境保证他比较系统地贯彻执行了自己的教学理念，而成效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十年中鳌峰书院走出不少人才，其中著名者有诗人张际亮、史学家王捷南、理学家梁文等。道光五年（1825年）春天，陈寿祺总结几年来的教学经验和不足，又制订了《鳌峰崇正讲堂规约八则》，八则规约主要针对教学活动，对生员的思想品德、读书学习和日常生活等方面进行约束。这八则规定分别是：“正心术”、“慎交游”、“广学问”、“稽习业”、“择经籍”、“严课规”、“肃威仪”、“严出入”。这八则约束考虑全面，为鳌峰书院的教学活动清除了过去因规则不清带来的巨大阻力，此后成为鳌峰书院定则。鳌峰书院后来人才辈出，这些当时看来颇严厉的管理制度的推行功不可没。

       陈寿祺的教学理念完全融入其制订的管理制度中，对鳌峰书院的发展壮大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丁母忧回到故里的时候，大概也想不到自己后来会主事少时读书的鳌峰书院，并且能有如此影响深远的突出表现。陈寿祺住在著名的三坊七巷的黄巷里，那里离鳌峰书院不远，接受叶世倬聘请以后，他就是在这里制订出一系列体系严密的书院管理规定，从而教育出大批榕城英才。可惜书院这种教学形式毕竟依附于封建科举制度，无论如何力挽狂澜，当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政府宣布废除科举的那一瞬间，就注定了鳌峰书院无可避免的终结。如今黄巷陈寿祺故居已被归入“小黄楼”，旧景尚存只是斯人已去，而鳌峰书院在数次更名易帜之后，在辛亥光复中毁于火灾，除一座假山之外，一切都已经荡然无存。2010年，政府出资重建了鳌峰书院，但是昔日朗朗书声与众多学子聚集听课的场景已经再也无法重现。陈寿祺其人其事，连同鳌峰书院一道，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