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官巷的思想家

 郎官巷24号严复故居，这是严复晚年生活居住的房子。夕阳里，漫步在被染成金色的长巷里，一个世纪的碎影斑斑驳驳地随着乍起的秋风拂面而来。
    严复，被誉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伟大思想家的晚年在这里度过。走近这座青砖青瓦的老屋，仿佛能听到老人当年因为严重的哮喘而发出的剧烈的咳嗽声。
    现在的人们把老人推为“第一个传播近代思想的中国人”，这样的尊崇多源于老人年轻时候的一部名为《天演论》的译著。这部著作里提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天人会通”“合群保种、与天争胜”等诸种思想在近代中国几十年的岁月里熠熠生辉，照亮了一代人前行的道路。
    以“公车上书”拉开了维新变法序幕的康有为，苦苦钻研《公羊三世论》，企图以托古改制的方法为变法营造理论基石，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当时的中国社会急需一把理论启迪的钥匙，严复恰恰承担起了这一历史重任。
    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的巨擎们，基本上都受到《天演论》的影响。鲁迅在南京读书时，就已阅读了严复的《天演论》，在日本留学时还常与好友许寿裳一起背诵《天演论》。蔡元培在读完《天演论》后写下读后感，盛赞“物竞天择、胜者生存、胜天为治”的观点。郭沫若在回忆1912年生活时说那时他最喜欢读的书中就有《天演论》……不必再列举了，《天演论》在一代人心目中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更是无法撼动的。
    可是又有谁知道晚年的严复有着怎样的心理呢？在这所宅子里生活的严复又有着怎样的思考呢？的确，严复被列名入“筹安会”确实不是他的本意，但是，又是什么样的思想使老人一再说“天下仍需定于专制”，“终觉共和政体，非吾所宜”，“现在一线生机，存于复辟”？漫步在古老的宅子里，我为这样的问题深深困扰着。老人最先以翻译西学著作奠定在思想界的地位时，中国社会的西学热还处于方兴未艾的萌动期。但当欧风美雨在中国社会掀起狂风巨浪时，老人却主动退了出去。
    1921年10月，严复在留给儿女的遗嘱中，第一条即写道：“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判。”在行将走完人生旅程之际，老人语重心长的话语为自己晚年的文化归属划上了句号。
    老人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日渐倾心，必然伴随他对西学的失望。在辛亥革命前后，这样的失望在老人的文章和书信中常有流露。他不满革命党人一味宣传自由、平等、民权等思想和倡导革命，认为都是“政论有骄嚣之风”。1917年老人目睹了民国初年共和制实践的种种悖逆，发出了“今之民国已六年矣，而实事如此，更复数年，势必令人人亲受痛苦，而恶共和与一切自由平等之论如蛇蝎，而后起反古之思”的感叹。
    世人们对严复步入晚年后的举止言行感到惊讶，甚至难以理解。其实，那样一位老人的文化情结的变化又怎么能以单纯地情感反复来解释呢？无论是早期的推崇西学还是晚年的回归儒学，都非在单纯情感支配下的冲动。一个世纪之后的我们难以想象在那样一个沉重的社会环境中，国际国内的翻天覆地的时局震荡对一个深沉持重的思想家所施加的巨大精神压力。
    1921年10月27日，严复，这位在中国近代的思想界产生过极大影响的老人在郎官巷24号合上了双眼。斯人已逝，但今天走在幽静的古巷里，仍可以感觉老人那双深邃的双眸透过幽长的古巷，透过一个世纪的时光望过来。值得庆幸的是，脚下的这方土地再也不是当年的凄风苦雨，一片惨淡了。这方土地在长久的摸索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正沿着这条道路走向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