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都文化在台湾:化民成俗 润泽台海

　　台湾与福州隔海相望，不仅相距非常近，而且来往非常密切。据历史记载，从明代开始，就有不少闽粤居民迁移台湾，从事垦拓。之后的清代至民国时期，福建地区随军入台或赴台谋生的居民时或有之，其中，就有一部分是福州人。据台湾福州同乡会测算，“福州在台十邑同乡约有60万余人，散布在台湾各个县市(不含金门、马祖)，以台岛北部的台北市、台北县、桃园县、新竹市、基隆市居多”。福州人在台湾主要担任幕僚、教职，及从事商业、手工业等，因而台湾民间有“无福不成衙”的说法，也就是说，清代台湾的各种衙门里，几乎都有福州人担任教职或者幕友。因此，在台湾的发展历史上，闽都文化的因子提供了极大的正能量，对台湾社会文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开发台湾 守卫台湾]

　　长期以来，台湾由于孤悬海外，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开发和守卫成了涉台活动中最为重要的内容。闽都人士也为此贡献了诸多力量。福州侯官人何勉、何思和父子分别于乾隆四年（1739年）和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先后出任台湾总兵，有力地维护了台湾的安定与和平。据台湾《彰化县志》记载：“父子两人皆任台湾镇总兵，惟此一对。”成为历史上的一段佳话。福州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甘国宝，于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出任台湾挂印总兵，两次赴台，不仅为安定海疆、保卫台湾作出贡献，而且还团结高山族同胞，教民农耕，休养生息。这样的人物，有史可查的还有很多，在这些人物中，贡献最为卓越的当首推沈葆桢。

　　沈葆桢（1820-1879），字幼丹，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官至两江总督。是近现代以来对台湾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五月，日本政府借口渔民被害制造了“牡丹社事件”，派兵侵犯台湾，攻占琅乔（今恒春）。同年六月，清廷紧急任命时任船政大臣的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沈葆桢领命后，本着“理喻”、“设防”、“开禁”的处理原则，调兵驻守各要塞，建筑炮台，铺设海底电缆，严巡闽台军务，又抽调淮军入台，加强防御力量，日本人探知沈葆桢加强战备后，不得不与清廷谈判，转而要求抚恤琉球遇害渔民家属及赔偿军费，最终退出台湾，从而避免了一场战祸，保卫了国家的统一完整。

　　日本人退兵后，沈葆桢继续留在台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台湾的开发和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首先，他奏请朝廷，在台湾北部设立台北府，派福建巡抚轮驻台湾，以加强对台湾的行政管理和建设。台北府设立以后，由知府陈星聚筹划建设，三年内竣工，今天的台北市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还将台北府治下分为淡水、新竹、宜兰等三县一厅，并在琅乔增设恒春县。加强了管理。

　　沈葆桢的另一重大贡献是促进了台湾东部山区的开发。众所周知，“台湾屋脊”中央山脉纵贯南北，使得台湾地势呈东高西低分布：平原、盆地多分布在西部沿海地区，东部则高山盘结。宋元以来，特别是明代末期，大批大陆人民移居台湾，西部沿海平原地区最先得到开发，其余大部分地区则尚未开发。清初，为防止出现类似郑成功据台以抗清的局面，清政府又实行较为消极的政策，长期禁止大陆人民渡台，严禁汉族人民进入土著居民地界开荒，在台湾西部平原地区和东部高山地区人为设置重重壁垒，造成了台湾东部长期开发迟缓。为改变台湾东部的落后局面，沈葆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开山铺路，使台湾东西海岸连成一片，促进东西部的交通往来。其次，沈葆桢高度重视抚番工作。当时，生活在中东部高山中的土著居民，仍主要从事狩猎与原始农业，处于未开发的原始状态，他们对汉人多不理解，甚至抱有敌视的心态。因此，沈葆桢在开发东部地区的过程中，把开山、开路与“抚番”、“化民”结合起来，极大地提高了台湾番民的生产、文化水平，引导番民开始逐步进入农耕社会。为改变清政府对台湾的消极做法，沈葆桢提出了三项建议：一是废除严禁内地人民渡台的旧例；二是废除严禁台地汉人私入番界的旧例；三是废除严格限制铸户、严禁私开私贩铁斤等旧例。为此，沈葆桢还派人到厦门、汕头、香港等处设立招商局，招引大陆人民开发台湾山区。又引进西洋机器，开采台南煤矿，修建郑成功祠堂，发扬民族正气。他到光绪元年（1875年）八月才离开，前后在台湾有一年多的时间。他的功绩深受台湾人民的敬仰。对沈葆桢的功绩，台湾著名历史学家连横，在他写的《台湾通史》中评说：“析疆增吏，开山抚番，以立富强之基，沈葆桢缔造之功，顾不伟欤!”

　　[教化台湾 发展台湾]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翌年，台湾正式设府，隶属福建。因此，福州不仅是闽台最高行政机构所在地，也是闽台文化科举的中心，闽都文化对台湾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为了改变台湾文教落后的状况，清政府在台湾各府、厅、县设有官学，在各地设官办的社学和官民义捐的义学，还设立官办的书院，实行科举制度，选用官吏。台湾府学、厅县学均设教授、训导，清政府先后任命六百多位教职人员入台，其中有190名来自闽都（含十邑），占总数的近三分之一（福州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福州市志》第8册）。台湾府儒学首任教授是长乐人林谦光，继任者是福清人张士昊，第三任为福清人林庆旺。在他们的主持下，台湾的儒学教育开始形成一定的规模。此外，福州人到台湾任教授、教谕、训导等职的人员还有很多，他们多能忠于职守，勤于宣扬中华文化，为台湾培植人才。侯官（今福州）人刘家谋，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受任台湾府儒学训导，“怜才爱士，敢做敢为”，“为人慷慨豪侠，勤于执教，为人师表，留心文献”。因积劳成疾，卒于任上，年仅40岁。

　　鳌峰书院是清初福州四大书院之首，在全国享有很高的声誉，也是当时台湾学子向往的求学圣地。在鳌峰书院就读的台湾士子有一定的数量，为促进闽台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文化的交流，起到了桥梁的作用。福州鳌峰书院毕业的闽都士人，有些也到台湾担任教职。他们把闽学带到台湾，在那里教书育人，传播儒家思想，大力发展当地的文教事业，是台湾早期教育的开拓者。蓝鼎元就是从福州鳌峰书院毕业的杰出人物，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他来到台湾后，努力振兴当地的文教事业，在其提倡下，台湾义学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蓝鼎元为台湾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作出很大的贡献，深受台湾人民的崇敬。清代台湾各地先后设置书院，这些书院深受福州书院影响，尤其受鳌峰书院的影响最深。海东书院的学规，就是直接从鳌峰书院模仿而来的。

　　福州籍教职人员与赴台官员，都是闽都文化教育的传承者，他们将闽都文化教育传至台湾并努力践行，促进了闽台间教育文化的相互交融。他们为台湾书院的建设与人才的培养，为台湾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影响。福州人在台湾担任教育职务的人数之多、时间之长、业务之精、劳作之勤，实属罕见。他们为传播中华文化，为台湾早期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赴台官员与大陆教职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台湾的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据戚嘉林《台湾史》一书载：清初台湾文进士无一人，文举人有15人。至晚清时，台湾文进士已有32名，文举人有340人。综上所述可证，闽都教育对清代台湾学校与书院的建设，对台湾的科举发展史，对加快台湾文明的进程，以及对台湾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赴台闽都教职人员在传播儒学的同时，也把福州的文学带到台湾去，主要是诗歌，尤其是最具福州特色的“折枝诗”。当这些文化形式传到台湾后，结社吟诗便风靡台湾岛，可见台湾文学的发展，也深受闽都文化的影响。因此，在清统治台湾的近两百年间，台湾的教育文化多移植于闽都，闽都人士为台湾教育、文化的繁荣，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庇佑台湾 影响台湾]

　　随着福州人士陆续移居台湾，福州地区的民间信仰也逐渐传播到台湾。这些信仰文化在台湾落地、生根并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其中，五福大帝、城隍、临水夫人、裴仙师等信仰在台湾最为兴盛。我们以临水夫人信仰为例，看看她在台湾的传播情况。

　　临水夫人是福州、闽北、闽东乃至浙江、台湾等地崇拜的妇幼保护神。乾隆《台湾县志》云：“夫人名进姑，福州人陈昌女。唐大历二年生，嫁刘杞。孕数月，会大旱，脱胎祈雨，寻卒，年只二十四。卒时自言："吾死必为神，救人产难。"建宁陈清叟，子妇孕十七月不娩，神见形疗之，产蛇数斗。古田临水乡有白蛇洞吐气为疫疠，一日，乡人见朱衣人仗剑斩蛇，语之曰："我江南下渡陈昌女也。"言讫不见。乃立庙于洞侧。自后灵迹甚著。宋淳祐中，封崇福昭惠慈济夫人，赐额顺懿。后又加封天仙圣母青灵普化碧霞元君。”同治《福建通志》卷二百六十三载：“凡祷雨旸，驱疫求嗣，无不灵应。……八闽多祀之。”后来，临水夫人成了“专保童男童女，催生护幼”的神灵。

　　临水夫人信仰在台湾也有广泛的影响，这在台湾文献中有不少记载，如康熙年间周元文编修的《台湾府志》记载“临水夫人庙，在宁南坊”。乾隆间重修的《福建台湾府志》也载有临水宫，嘉庆《续修台湾县志》则载：“临水夫人庙，在宁南坊。今移在东安坊山仔尾。乾隆五十一年里人梁厚鸠众建。”可见，临水夫人信仰很早就已经传播到了台湾。此后，临水夫人的信仰日益广泛，目前，台湾有十余座临水夫人庙，如凤山县的顺璐宫，高雄县桥头乡的注生宫，云林的龙云堂等。其中，尤以台南市的临水夫人庙香火最盛。在正月十五临水夫人神诞日，此庙中都会举行祭祀典礼，典礼盛大而隆重。除了以临水夫人为主神的庙宇外，以临水夫人为配祀的神庙更是普遍，台湾的寺庙中均有她的位置，特别是妈祖庙的情况更是如此，可见临水夫人信仰在台湾民间的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