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元老闽籍学人
发布时间：2013-08-26 来源：
福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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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海之滨的上海，有一所被称为“江南第一学府”的复旦大学。“复旦”取名于《尚书》：“日月光复，旦复旦兮”，象征光复中华的意思。它的创校先贤，有马相伯、严复、李登辉、于右任、邵力子。第二任校长严复是福建闽侯人，第三任校长是福建籍印尼归侨李登辉。
严复为缺钱犯愁
1906年，严复任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监督（校长），比他担任首任北京大学校长还早六年。那时学校经费是清朝两江总督衙门拨给的，清末财政匮乏，教育经费不足，加上学生欠学费，学校几乎无法运转。严复一上任，就为缺钱犯愁，为了申请经费，他专门给两江总督端方写信，信中说：
复旦公学蒙月饷二千饼金（银元），加以诸生百五六人之学费，期六十元，又旧有募捐，若综合樽节经用，即有不敷，亦当有限。乃本年岁暮竟亏短至五六千金之多，此其故有二：一则学生短交学费，两学期计三千五六百元；一则庶务叶景莱借用三千元存款，至今屡催不能照缴。复为监督，原有理财用人之责，虽经费出入，向系叶张二庶务手理，而稽察无方，至今纠纷如此，诚无所逃罪者也。但在校各教员薪水，尚有二月未领，……乃不获己，由复电请……樽支明年拨款……承电准预拨正月经费二千元，当即交付庶务分别缓急应用，……至叶景莱、张桂辛俩人，一则延欠校款，一则选报稽延，实属都不胜任，应准由复开除，以准校政，是否有当，伏乞示垂遵循。
这封信约写于1906年冬。今天的读者也许很难理解，堂堂一个大学校长，竟然为了区区二千银元，写信给大区最高首长。当年非今日，当年复旦全校只有一百五六十个学生，每个学生一学期的学费总共不过六十元，一下子给总务挪用、拖欠三千元，出现大窟窿，以至教师欠薪两个月，怎么不让严复犯愁呢？严复承担了领导责任，并要开除两名财务人员，作风之严，由此可见。
严复工书法，他任学监时，学校重要布告常常由他亲笔书写，贴出后即被学生取下珍藏，成为校史趣闻。
李登辉“一生只在复旦”
李登辉是出生福建移民印尼的华侨富商，14岁赴新加坡求学，后留学美国，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1906年入复旦执教，服务复旦长达四十余年，直至去世。他晚年说：“我归国后，一生只在复旦，一生只当复旦的教授，一生只做复旦的校长。”李登辉学问渊博，懂六种外语，尤精英语。如果他想当官，机会多的是，大到做外交总长，次则月俸六百大洋的立法委员，他都辞谢不就，专力复旦，乐育英才，淡泊明志。
抗日战争期间，复旦内迁重庆。上海还有几百名学生，几十名教职员，有的因经济困难，有的因家庭拖累，未能西去四川。为了解决这批师生的学习和生计，李登辉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在上海市区办起了“沪校”。不但收容了留沪师生，而且先后接纳了江浙邻省几百名失学青年。
在沪办学，李登辉处境两难：一方面重庆当局不理解，指责他“玉石不辨，泾渭同流（含污）”；一方面时时受敌伪压迫。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李登辉坚持“三不”方针，即：“不与敌伪往来，不接受敌伪津贴，不得已时宁可停办。”维护了复旦的尊严与声誉。在困境中，李登辉常说：“必肯牺牲乃有为，必乐服务乃有用，必能团结乃有力，一切皆不以私利为纲。”秉承李登辉倡导的团结、服务、牺牲的精神，复旦人克服了重重困难，迎来了抗日战争胜利后与渝校合并，共同回到江湾校园。
李登辉73岁那年，他的弟子章益任复旦大学校长，为了报答师恩，并让老师安度晚年，章益向各地校友募集了三十多两黄金作为老校长的颐养金。李登辉坚决拒绝。经过协商，决定扩大募捐，用这笔钱修建“登辉堂”。1947年初夏，老校长在“登辉堂”作了最后一次演讲。他满怀深情地对学生说：“你们现在穿的是学士制服，应当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应当从此对国家有所贡献”，“为社会服务，为人类牺牲”，“服务、牺牲、团结是复旦的精神，更是你们的责任。”
不久，李登辉逝世，享年74岁。据他的邻居顾仲彝教授回忆：“临终前，他跟我谈到时局、学潮和学校，他对于现状非常愤慨，不过他要求我不向外发表，不然人家会套上（亲共）帽子给他。”
严复为缺钱犯愁
1906年，严复任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监督（校长），比他担任首任北京大学校长还早六年。那时学校经费是清朝两江总督衙门拨给的，清末财政匮乏，教育经费不足，加上学生欠学费，学校几乎无法运转。严复一上任，就为缺钱犯愁，为了申请经费，他专门给两江总督端方写信，信中说：
复旦公学蒙月饷二千饼金（银元），加以诸生百五六人之学费，期六十元，又旧有募捐，若综合樽节经用，即有不敷，亦当有限。乃本年岁暮竟亏短至五六千金之多，此其故有二：一则学生短交学费，两学期计三千五六百元；一则庶务叶景莱借用三千元存款，至今屡催不能照缴。复为监督，原有理财用人之责，虽经费出入，向系叶张二庶务手理，而稽察无方，至今纠纷如此，诚无所逃罪者也。但在校各教员薪水，尚有二月未领，……乃不获己，由复电请……樽支明年拨款……承电准预拨正月经费二千元，当即交付庶务分别缓急应用，……至叶景莱、张桂辛俩人，一则延欠校款，一则选报稽延，实属都不胜任，应准由复开除，以准校政，是否有当，伏乞示垂遵循。
这封信约写于1906年冬。今天的读者也许很难理解，堂堂一个大学校长，竟然为了区区二千银元，写信给大区最高首长。当年非今日，当年复旦全校只有一百五六十个学生，每个学生一学期的学费总共不过六十元，一下子给总务挪用、拖欠三千元，出现大窟窿，以至教师欠薪两个月，怎么不让严复犯愁呢？严复承担了领导责任，并要开除两名财务人员，作风之严，由此可见。
严复工书法，他任学监时，学校重要布告常常由他亲笔书写，贴出后即被学生取下珍藏，成为校史趣闻。
李登辉“一生只在复旦”
李登辉是出生福建移民印尼的华侨富商，14岁赴新加坡求学，后留学美国，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1906年入复旦执教，服务复旦长达四十余年，直至去世。他晚年说：“我归国后，一生只在复旦，一生只当复旦的教授，一生只做复旦的校长。”李登辉学问渊博，懂六种外语，尤精英语。如果他想当官，机会多的是，大到做外交总长，次则月俸六百大洋的立法委员，他都辞谢不就，专力复旦，乐育英才，淡泊明志。
抗日战争期间，复旦内迁重庆。上海还有几百名学生，几十名教职员，有的因经济困难，有的因家庭拖累，未能西去四川。为了解决这批师生的学习和生计，李登辉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在上海市区办起了“沪校”。不但收容了留沪师生，而且先后接纳了江浙邻省几百名失学青年。
在沪办学，李登辉处境两难：一方面重庆当局不理解，指责他“玉石不辨，泾渭同流（含污）”；一方面时时受敌伪压迫。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李登辉坚持“三不”方针，即：“不与敌伪往来，不接受敌伪津贴，不得已时宁可停办。”维护了复旦的尊严与声誉。在困境中，李登辉常说：“必肯牺牲乃有为，必乐服务乃有用，必能团结乃有力，一切皆不以私利为纲。”秉承李登辉倡导的团结、服务、牺牲的精神，复旦人克服了重重困难，迎来了抗日战争胜利后与渝校合并，共同回到江湾校园。
李登辉73岁那年，他的弟子章益任复旦大学校长，为了报答师恩，并让老师安度晚年，章益向各地校友募集了三十多两黄金作为老校长的颐养金。李登辉坚决拒绝。经过协商，决定扩大募捐，用这笔钱修建“登辉堂”。1947年初夏，老校长在“登辉堂”作了最后一次演讲。他满怀深情地对学生说：“你们现在穿的是学士制服，应当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应当从此对国家有所贡献”，“为社会服务，为人类牺牲”，“服务、牺牲、团结是复旦的精神，更是你们的责任。”
不久，李登辉逝世，享年74岁。据他的邻居顾仲彝教授回忆：“临终前，他跟我谈到时局、学潮和学校，他对于现状非常愤慨，不过他要求我不向外发表，不然人家会套上（亲共）帽子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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