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之父冰心表兄都是“五四运动”点火人

    每年5月4日，北京、青岛等地都有不少百姓，来到当地与“五四运动”有关的古迹，回望那段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时刻。翻开历史的故纸堆，可以清晰地看到，引爆“五四运动”的是两位福州人，今天的福州依旧保存着不少与他们相关的古迹，只是不太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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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山里5号收藏的历史
    梁启超从欧洲传回引爆“五四运动”的火药
    康山里5号，是林徽因与梁启超之子梁思成新婚后回故乡小住时的居所，老宅有个可人的名字——可园。可园内有两幢西式红砖楼，在被称作“万国建筑博物馆”的烟台山，这两幢红楼并不起眼，但满院古木、花香，让可园看起来十分温馨。
    特别是一进门，就有一棵老桂花树，传说本是两棵，自打沾了梁林二人喜气之后，居然成了一株合抱的桂花树，枝缠枝，叶绕叶，中间一度又分成两株，但马上又紧紧相依，颇似梁林二人的爱情。
    梁林二人结成百年之好，与各自父亲有关。梁启超与林长民是至交和战友，曾在同一内阁中分任两个部的总长。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梁启超以在野之身，为中国参加和会作了许多工作。他向时任总统徐世昌建议，成立了以前北京政府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汪大燮为委员长，进步党主要领袖、前司法总长林长民为事务长的总统府外交委员会，负责和会特定期间的外交事务。梁启超还拿出4万元，作为赴巴黎开展国民外交的费用。用他自己的话说：“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
    1919年2月18日，作为中国参加和会代表会外顾问的梁启超抵达巴黎，立即会见各国政要，请他们支持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权益。在此期间，他得知1918年9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的秘密借款合同和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闻之大惊。确定此为事实之后，梁启超于3月中旬致电汪大燮、林长民，报告了这一切。
    在巴黎，梁启超为争取更多国家支持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奔走游说。他在万国报界俱乐部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义正辞严地指出：“若有别一国要承袭德人在山东侵略主义的遗产，就为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这个便是和平之敌。”
    只是，梁启超竭尽全力，仍无济于事。4月29日，英美法三国举行会议，日本代表应邀出席。30日，续开三国会议，议定了巴黎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156、157、158条款，将原来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给日本。特别让梁启超忧心的是，中国出席和会首席代表居然考虑要签字。
    在这紧急关头，梁启超致电汪大燮、林长民，建议警醒国民和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其在电文中写道：“汪、林二总长转外协会：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从历史上看，梁启超自法国发回的这份电报，无疑是运来了引爆五四运动的火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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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桥东路17号收藏的历史
    林长民点燃“五四运动”导火索
    林徽因之父林长民，为黄花岗烈士林觉民堂兄，两人曾祖父林崧甫，道光年间曾任闽西县儒学训导。林家自林崧甫开始，世居三坊七巷南后街，正门本开在南后街上，后来因前半部分被毁，门才移在杨桥巷，即今杨桥东路17号。林觉民《与妻书》中也称自己住在“后街之屋”，杨桥东路林觉民故居，也就是林长民的祖居。
   林长民（1876年～1925年），字宗孟，自号苣苳子、桂林一枝室主，晚年号双栝庐主人。林长民开蒙于林氏家塾，少年时曾受业于林琴南。中秀才后弃举业，父亲重金为其请了一位加拿大籍老师和一位日本籍老师，分别教授英文与日文。后赴日留学，先后就读于早稻田大学预科及大学部政经科，攻读法律、政治。学成回国后，曾任福建省谘议局书记长、法政学堂教习及教务长。后自办私立法政学堂，任校长。
   1911年，林长民代表福建省参加南京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林长民任内务部参事、法典委员，并被推为闽省代表，参与起草《临时约法》。同年2月，与程德全等组织“统一党”，后与张謇等组建“共和党”。参议院北迁后任秘书长。翌年，当选为第一届众议院议员，任秘书长兼宪法起草委员。1913年，任政事堂参议、参政院代理秘书长。1915年，历任国务院参议、法制局局长。1917年，任北京政府段祺瑞内阁司法总长。翌年，任总统府外交委员会委员兼事务长。
   在梁启超赴欧洲开展国际“民间外交”的同时，留在国内的林长民也巧妙地以民间外交推动政府外交。1919年2月12日国际联盟同志会创立，林长民出任总务干事。4天后国民外交协会诞生，他被推为理事。
   1919年4月中旬，得知外交部密电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在对日交涉中让步的消息后，林长民率国民外交协会同志于22日面见总统徐世昌，要求：鉴于巴黎和会已时日无多，政府应立即指令和会代表，尽快提交我方各项要求。并指出提案应以国民外交协会议决的七条纲领为依据。七条纲领，是由林长民等人于1919年2月21日提出的。这七条纲领具体为：一为赞助国际联盟之实行；二为撤废势力范围，并订定实行方法；三为废更一切不平等条约及以威迫利诱或秘密缔结之条约合同及其他国际文件；四为定期撤去领事裁判权；五为力争关税自由；六为取消庚子赔款余额；七为收回租界地域，改为通商市场。在林长民等的努力下，徐世昌不得不答应“此节自然照办”。
   4月30日，林长民收到梁启超发自巴黎的急电，义愤填膺，写就《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于5月1日晚间送到在北京知识界最具号召力的《晨报》，刊发在5月2日的《晨报》上。
   林长民一文，字字如炸弹：“呜乎！此非我举国之人所奔走呼号求恢复国权，主张应请德国直接交还我国，日本无承继德国掠夺所得之权利者耶？我政府、我专使非代表我举国人民之意见，以定议于内、折冲于外者耶？今果至此，则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恶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梁任公电乃证实矣……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

刘道铿书法作品。

西峰里。

杨桥东路17号。

 此文一发表，举国震动。当日，外交委员会紧急开会，议决拒签和约，拟就电稿，由林长民和汪大燮亲送徐世昌，转国务院，发往巴黎中国代表团。而总理钱能训却另具密电，命令首席代表签约。此时，刚好有位福州老乡在国务院电报处工作，当晚就将电报稿内容告诉林长民。5月3日清晨，林长民到外交委员会报告，因此直接导致了五四学生大游行。
   5月3日晚7时，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和十几所其他学校的学生代表在法科大礼堂召开大会。作出四项决定：联合各界一致力争；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签字；通电各省，于五月七日国耻纪念日举行游街示威运动；四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之大示威。
   5月4日下午，北京12所学校的3000多名爱国学生举行示威游行，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痛打章宗祥。“五四运动“由此爆发。32名学生被捕。
   当天晚上，林长民即与汪大燮、王宠惠一起面见徐世昌，次日又具呈警察厅，要求保释被捕学生。两请虽未得允，但北京各校各界掀起的联名具保活动，却最终迫使当局提前放人。6日，林长民专门入总统府见徐世昌，提出三项要求：请政府对于山东问题表示一种决心，以维民望；请将被捕各学生保释，免再激生风潮；7日必开国民大会，请饬军警勿用强力解散或加无理干涉。因徐世昌对开会事仍坚决不允，林长民回国民外交协会报告后，又与熊希龄、范源廉、王宠惠一同具名，回复禁开国民大会的来函，进而警告当局“慎重和平，勿致发生意外，致蹈前清川路覆辙”。
   日本人深知林长民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日本驻华公使在照会中国政府时说：“外交委员会委员、干事长林长民君，五月二日《晨报》、《国民公报》等特揭署名之警告文，内有‘今果至此，则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等语，似有故意煽动之嫌……”为此，日本公使还蛮横地要求中国政府禁止此类言论发表，并威胁说：“若果放置此等风潮，不特有酿成贵国内治意外之扰乱，怕有惹起两国国际重大之事态。”
   尽管如此，林长民仍继续鼓励首都大学生抗争、护国。曹汝霖在自传《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曾这样记录：“五四学生大游行过后，我以为学潮已经结了，岂知不多几天，有友来告，学潮又起来了。这次似有背景，有名人在街头演说，不是学生……这人帮助学生，设立学生联合会，派学生到上海联络。且运动商会，要求罢市。”曹汝霖在文末点出此人为林长民。
   有历史书中对林长民到北大演讲，曾这样记录：林长民在北京大学附近演说时，身边摆着棺材，说道：“曹汝霖有权力，可能杀我；我拼一条命，要跟他斗到底！棺材已预备在此。”他的演说，对“五四运动”席卷全国起到重要作用。
   我们还可以从当时日本政府对“五四运动”的评论中，看到林长民的积极作用。日本原敬内阁1919年9月9日的内阁会议决议事项中有下述文字：“目前在中国最具势力的，是由全国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所组织的所谓学生团体。这些学生多少有些新知识，节操、志向较为纯洁，其努力固不可忽视，今后我方亦应需给与相当的考虑。虽然他们的运动‘努力’实基于本身的自动而发，但除此之外，仍有林长民、熊希龄、汪大燮等政治家的唆使。”
   林长民，因此被徐世昌叫到总统府，严加训戒，指责其“放野火”。1919年5月25日，林长民辞去刚担任5个月的外交委员会委员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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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西西峰里收藏的历史
刘道铿协助点火“五四运动”
　　　　刘道铿（1883年~1958年）字放园，号佛楼。清末优贡，朝考一等第一名，授法部七品京官，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部。民国间历任众议院秘书长、内务部参事兼民治司司长。与李大钊同为汤化龙四大私人秘书之一。1916年与李大钊、陈筑山发起创办《晨钟报》，任经理、编辑。后任《晨报》总编辑，一说任编务主任。
   刘道铿故居已无从寻找，但刘道铿曾任教的学校和创办的学校，都集中在鼓西路上。1903年，刘道铿出任西城小学堂教师。该学堂起初位于今天福州十八中所在的善化坊，后迁鼓西路。此后，刘道铿在鼓西路上的西峰里觅得一场所，创办“竟成小学”，即今福州西峰小学，培养大量辛亥革命志士。只是鼓西路上旧宅院已全部拆尽，所有的古意都被硬梆梆地定格在一块块路牌上。
   刘道铿是冰心的表兄，冰心晚年曾作《关于男人》一文，在“我的表兄们”一节中，曾深情回忆起自己文学道路上的引路人刘道铿。“我最敬重的，是刘道铿（放园）先生。他是我母亲的表侄……民国初年，我们到北京后，每逢年节或我父母亲的生日，他们一家必来拜贺……那时，他是《晨报》的编辑，我们家的一份《晨报》就是他赠阅的。五四运动时，我是协和女大学生会的文书，要写些宣传的文章，学生会还让我自己去找报刊发表。这时我才想起这位当报纸编辑的表兄，便在电话里和他商量，他让我把文章寄去。这篇短文，一下便发表出来了，我虽然很兴奋，但那时我一心一意想学医，写宣传文章只是赶任务，并不想继续下去。放园表兄却一直鼓励我写作，同时寄来那时期出版的刊物，如《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等，让我阅读。”
   “五四运动”爆发时，刘道铿是《晨报》总编辑，他刊发林长民写的大量文章。如1919年4月初，连载了林长民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中国路权的长篇文章《铁路统一问题》。梁启超赴欧洲开展国民外交，了解的许多信息，经林长民传递，刊发于《晨报》。当年5月1日，该报发表《山东问题之警报》，疾呼：“国内若再无一致之精神以对外，则此次外交之失败，即足以亡国云。”在此恶报频传、形势迫人之际，5月2日，《晨报》集中发表了拒绝巴黎和会签字的大量报道。
   刘道铿，是“五四运动”的点火人之一，他与林长民一起引爆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但这位爱国才子在“五四运动”中的历史贡献，长期以来鲜有人谈起，以至今日他的乡亲已很少记得起这位“五四”功臣。
   刘道铿还是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1921年当选上海通易信托公司专务董事，曾任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1953年受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同年移居北京。刘道铿能诗，著有《放园吟草》。刘道铿与冰心一家感情深厚，冰心与吴文藻的订婚仪式是他操办的，他还请来胡适做吴文藻的介绍人。后来，刘道铿的女儿刘纪华嫁给冰心三弟谢为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