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与王映霞在光禄坊刘宅史

 1936年春，著名作家郁达夫来福州，住南台基督教青年会宿舍。稍后，因他兼任省政府公报室主任，公务繁忙，从南台到省府路很不方便，就在城内光禄坊早题巷1号赁屋居住。1937年岁首，郁达夫访问日本、台湾归来，因王映霞来福州才在光禄坊刘宅（现光禄坊30号）赁屋居住。1984年初，日本研究郁达夫的专家铃木正夫教授曾寻访到刘宅，拍照多张。2005年冬，郁达夫的长孙郁峻峰曾带领富阳电视台工作人员到刘宅拍摄纪念郁达夫专题片。

 郁达夫(1896-1945)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王映霞（1907-2000）原名金宝琴，承继外祖家，改姓王，名旭，字映霞。浙江杭州人。毕业于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曾在温州第十中学附小任教。1928年与郁达夫结合，共同生活了12年，1940年3月，在新加坡双方协议脱离关系。1941年初，王映霞开始在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文书科任科员。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任中学教师，1974年退休，1986年被聘为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著述结集的有《我与郁达夫》《岁月留痕》（与郁达夫合集），台湾也出版过她的《王映霞自传》。

 郁达夫与王映霞究竟何时住进光禄坊刘宅，有不同说法。我发现，郁达夫1937年1月21日在榕致黄华表的信已谈到：“内子杭州来，得悉足下已迁柳浪新村。”此信载于1937年2月10日杭州《东南日报》。推算起来，郁达夫是1937年1月初回榕后，就接王映霞携其子郁云来，住进光禄坊刘宅花厅，（丁丑年）春节是在这里过的。

 郁达夫住光禄坊刘宅期间的生活，与抵榕初期大不相同。知名作家董秋芳1937年4月3日抵榕后，当天就到刘宅拜访郁达夫。他撰文告诉读者：“我愿报告一件最使我惊异的事，就是郁达夫先生的生活改变。他的生活，现在很有规律了，经办的事也很多。每天早晨七时便出去办公，到正午十二时回家午餐，下午一时以前又匆匆出去，直到夜晚才回来。这种生活，要说阻碍他的创作，未始不可，至于说他坐领干薪，却是冤枉煞人。而实际上，这里的工作都是很紧张的，连郁夫人料理家务，买菜煮饭，都得亲自动手……”（《到福州后》）。的确，那段时间，郁达夫忙于工作，发表的作品少了，引起外人猜测。其实，郁达夫日本、台湾之行，所见所闻更增添了他的忧国之情，坚定了抗日救国的决心，他回福州后想切实把省府公报室（曾改称编译室）工作搞好，以适应抗日形势的需要。他在《写作的经验》一文中，也回答了人们的猜测。他写道：“我的最近的努力，还是在完成自己；做文士也好，做官也好，做什么都好，主要的总觉是在自己的完成。人家的毁誉褒贬，一时的得失进退，都不成问题；只教自己能够自持，能够满足，能够反省而无愧，人生的最大问题就解决了。”他还表示：自己也能够入污泥而不染，抗环境而有余。董秋芳当时是应郁达夫之邀，来公报室工作的。他也是听到种种传闻，才公开在闽浙报上向读者作上述“报告”的，这是真实的历史见证。当时，应郁达夫之邀来榕工作的还有：进步作家杨骚、许钦文、楼适夷，成为福州文化界抗日救亡活动的骨干，他们常到光禄坊刘宅与郁达夫叙谈。

 郁达夫有记日记的习惯。《回程日记》（1937年4月30日至5月4日）就是他寓居刘宅期间写的。这日记似乎只记述他回杭州几天，与亲友会面、参观、宴游等。其实，他正在做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促使郭沫若早日回国，共同抗日。在杭州，他会见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等，请他们向南京当局进言，取消对郭沫若的通缉令。当他回福州后得知奔走见效后，喜不自胜，5月18日一天里给郭沫若写两封信（原信后来曾披露），翌日又给郭沫若的妹夫胡灼三写一信，要他“亦去一快信，使他得安心回来。只说郁某决非卖友之人，可以回来矣”。这些信流露真情，至今读来仍十分感人。

 这段期间，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关系比较融洽。王映霞带着次子郁云，还带了一个保姆来，原有在榕久住之意。郁达夫陪王映霞拜访朋友，游览榕城名胜古迹，品尝闽中名菜，并到照相馆合影留念。（见图一）王映霞是媒体常报道的人物，加以衣着时髦，引起邻里闺秀的注意。后来因时势变化，夫妇商量后，王映霞带郁云先回杭州去，她在刘宅大约住了5个月。

　　抗战爆发后，郭沫若由日本秘密回国，于7月27日抵达上海。郁达夫专程赴沪迎接。他回福州后，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被推选为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长。该会成立后，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创办《文救周刊》，由郁达夫、杨骚主编。出版三期后，为加强团结抗日，附刊于《小民报》的几个文艺周刊与《文救周刊》合并为《救亡文艺》（日刊），仍由郁达夫、杨骚主编。郁达夫早出晚归，白天上班忙于公务，晚上常开会商议救亡工作至深夜。他满怀爱国激情，写了许多抗战的政论和杂文，仅该会成立后，在47天内，发表的作品就有20篇（其中连续8天，每天写一篇）：《文化界在抗战中的任务》《文化界的散兵线》《倭寇的穷技》《救亡是义务》等都写于此时。这些文章迸射着耀眼的战斗的光芒。福州文化界的救亡活动蓬勃开展并逐步深入到农村。《救亡文艺》办得很有特色，影响很大，特别受知识青年的欢迎。因而，引起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和省保安处的惊慌。省保安处派特务破坏，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被迫停止活动。《救亡文艺》编辑部受到特务持枪威胁，要抓责任编辑楼适夷，被迫停刊。然而，郁达夫仍下定决心，要为抗战而献身。他在光禄坊寓所为文学青年程力夫的题词中写道：“我们这一代，应该为抗战而牺牲。”（见图二）

　　1937年12月，日军攻陷杭州、富阳后，郁达夫的七十多岁老母亲不愿做亡国奴，被迫绝食，除夕那天饿死于家乡的鹳山。噩耗传到福州已是1938年春初，国仇家恨，双锤齐下，郁达夫悲恸欲绝，即在刘宅景屏轩设灵堂遥祭，并亲自书写一联：“无母何依；此仇必报”，悬挂于其母遗像旁。决心化悲痛为力量，投入更广泛的全国性抗日洪流中去。1938年3月，他应郭沫若之邀，离开福州赴武汉，参加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的抗日宣传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