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坊七巷走出的保卫台湾名将：沈葆桢

 

 沈葆桢，原名振宗，字翰宇，又字幼丹，福建侯官人。曾任江西九江知府、广信知府、广饶九南道、江西巡抚、船政大臣，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中国近代造船、航运、海军建设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台湾近代化奠基人和领导人，为保卫和建设台湾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进士出身，林则徐外甥兼女婿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沈葆桢生于福建侯官（今福州市）。父亲沈廷枫，道光举人；母亲林氏，为林则徐之妹；妻子林普晴，为林则徐次女。

 沈葆桢自幼胸怀大志，发奋苦读。道光二十年（1840年）中举，二十七年（1847年）成进士，选庶吉士，后授编修。曾充武英殿撰修、顺天乡试同考官。咸丰四年（1854年）至五年（1855年），先后任江南、贵州道监察御史。他以言官身份多次上疏纵论兵事，得到皇帝的赏识。咸丰五年（1855年）十二月，授江西九江知府。

 激战洪扬，江西擒得太平天国幼天王

 沈葆桢被授江西九江知府时，九江已被太平军攻克。于是，沈葆桢就到曾国藩军中主管营务，次年六月调署九江广信知府。

 上任九江广信知府后，沈葆桢立即到河口筹饷，适逢太平军杨辅清部连克贵溪、弋阳，进逼广信。沈夫人林普晴整血修书向浙江玉山总兵饶廷选（福州人）乞援，终解广信之围，沈葆桢因此于咸丰七年（1857年）升任广饶九南道。咸丰九年（1859年）六月，又以阻击太平军和剿办弋阳土匪之功，赏加按察使衔，随即以亲老辞官回籍。咸丰十年六月，调任吉南赣宁道，又以亲老辞，未赴任。皇帝命其在闽与地方官共办团练。同年十二月，经曾国落推荐，沈葆桢出任江西巡抚。

 在江西巡抚任上，沈葆桢全力抵抗太平军。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护幼天王洪天贵，从皖浙边界进入江西，想借道去广东。沈葆桢命席宝田督师追剿，在江西石城俘获洪仁玕和幼天王。因此，沈葆桢再获赏，清廷赏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加头品顶戴。同治四年（1865年）三月，沈葆桢因母病逝，回闽奔丧。

 船政大臣，中国近代造船、航运、海军奠基人之一

 同治五年（1866年）五月，闽浙总督左宗棠建议创办福建船政，以造坚船利炮。当年十月，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推荐沈葆桢为总理大臣。沈葆桢上任后，按照左宗棠所定计划，在马尾征地，建设工厂、船坞、学堂和宿舍，船政进入全面建设期。

 船政是洋务运动的产物，曾受到国内保守势力强烈反对，沈葆桢一次又一次据理力争，才使船政终于维持下来。外国侵略势力对中国创办船政也百般阻挠，沈葆桢与之斗智斗勇，保证了船政顺利发展。

 沈葆桢总理船政八年，以自己的远见卓识和聪明才智，为中国造船业、军事高等教育和海军的创立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沈葆桢实践了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成功地将西方先进造船技术"拿过来"为我所用，由仿造到自造，由木壳到铁甲，并陆续向钢壳发展，造出了15艘以蒸汽机为动力的各式兵轮、商船，所达到的技术水平，已超过当时的日本，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水运只有帆船的历史。

 沈葆桢创立了中国近代第一所高等军事学堂--船政学堂。他在左宗棠所筹办的"求是堂艺局"基础上，完善学校制度，分为前学堂和后学堂。前学堂学习轮船制造，除学习法文外，还学习与之有关的科技课程，后学堂学习轮船驾驶，除学习英文外，也学习与之有关的科技专业及航海课程，稍后又增添了轮机专业。同时，开设了专门培养高级技师的船政艺圃。

 沈葆桢引进西方优秀管理和专业技术人才。聘用法国人日益格为船政局洋监督，又重金聘用52名外国教师、工程师及技术工人，来厂指导中国工人及教授中国学生，使得福州船政成为当时洋务企业聘用洋员人数最多的一家工厂。中国学生和工人，通过船政学堂和船政艺圃，到1873年，便掌握了轮船制造和驾驶的技术，具有独立制作的能力，洋员也于当时按约离厂。

 沈葆桢向清政府提出派遣船政学生留学英法，得到了李鸿漳、左宗棠等督抚的支持。1877年3月，清政府根据他的奏请，将35名船政学堂优秀毕业生送往英法留学，这也是中国第一批留学海外的军官。这批留学生学成归来，皆成为中国近代科技、海军、外交、中西文化交流、现代工业的骨干。

 沈葆桢在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优秀人才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权操在我"的原则，坚持船政是中国官办企业，既非洋资，亦非合资，主权在我，与英法政府无关，也不属英法驻华领馆管辖事务之内，所聘洋员系以个人身份受雇于船政，应在船政大臣及各级管理人员的管辖下工作，以签订合同的形式法定雇主与雇员的关系，规定双方的权利与义务。这一切努力，使得船政领导权始终掌握在中国大臣手中。

 沈葆桢建立起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舰队，初步改变了中国有海无防的被动局面。至1870年，福建船政已制定四艘兵轮，加上从外国买来的三艘军舰，沈葆桢经奏准将这七艘军舰编练成队，称为"船政轮船"，中国近代第一支新式舰队从此诞生。

 赴台驱日，取得中国近代抗击外侮首次胜利

 1874年初，日本政府以前一年发生的台湾土著居民劫掠日本商人、1871年当地土著曾杀死琉求漂民两件事，悍然出兵台湾。于1874年4月间，日本先后派兵3600多人侵入台湾，在琅峤社寮（今恒春半岛）登陆，攻打牡丹、高士佛等社，并在龟山等地盖营房，建立"都督府"，实行屯田、植林，准备长久占据。清廷命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并可节制福建道及沿海各省兵轮，迅速赴台巡视。

 沈葆桢领旨后，于1874年6月初上疏朝廷，提出驱日保台四条建议：联外交、储利器、储人才、通消息，他主要想借助国际舆论逼迫日军退兵，同时做好战备以为后盾。他在《致李子和制军》里就直说："日本若得志于生番，必席胜势，以凌百姓，图据其地，遂开衅端；若挫于生番必借口百姓通番，捕风捉影，横生枝节，衅端也不得不开"，因此，"如胁我以非理，立即奋勇拒敌，不以开衅罪之……"（《沈文肃公牍》（一），抄本"致李子和制军。）由此可以看出，沈葆桢对日本借机滋事以图吞并台湾的野心已有充分认识，并做好了军事斗争的思想准备。

 同年6月14日，沈葆桢率水师从马尾动身赴台。在详细调研了台湾军事防务与民情之后，他发展了在福州设计的驱日保台方案，决定采取"以战止战"的政治谈判与军事威慑、岛内设防与请兵大陆、固结民心与开山抚番"三结合"的斗争策略，有勇有谋地开展了驱日保台军事与外交斗争。

 在外交斗争中，沈葆桢于外交照会上，以大量事实，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日本吞并台湾的野心，鲜明而严正地声明："中国版图尺寸不敢以与人"。赴倭营谈判的沈葆桢部属，很好地贯彻了沈葆桢的斗争策略，一一驳回了日军的无理要求，"迨其报谒，复逐条穷诘。始则一味味推委，继遂理屈词穷。十一日竟托病不出。"而后，其虽然"仍坚持以生番非中国版图为词"，但早有准备的沈葆桢部属"即将带去《台湾府志》检出，内载生番各社岁输番饷之数，与各社所具切结，令其阅看。彼反变羞成岔"，但只是表示"暂不必添兵前来。"（《周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十六），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海文出版社印行。）在与日本外交斗争中，沈葆桢清醒地意识到，日本侵略军不肯轻易退兵，必须加快战备，以军事实力迫其退出台湾。于是，将驱日保台的中心，转到军事斗争上。

 在军事斗争上，沈葆桢双管齐下，一方面整顿台湾防务，一方面请兵大陆。在陆路上，他采取"分汛裁撤"、"并营操练"的办法，把在台戍防的十五营班兵重新整编，"仿淮楚军营制归并，以五百人为一营"，又易地调防，有效地整合了各地原有驻军，提高了部队整体防御作战能力。同时还扩编部队。为提升台湾南部的防御能力，沈葆桢派员到广东招募兵勇9个营，于8月初运达台湾安平；在凤山旧城招募兵勇得500人，被沈葆桢命名为"安抚军"；沈葆桢自己则在郡城募得兵勇1000人，分为"飞虎左营"、"飞虎右营"这样，南路清军迅速扩充，使日军不敢轻举。在北部，"臣等商派靖远轮船迎陆路提督罗大春镇之，并饬长胜轮船同通晓算法之艺生转入山后，周回量水浅深，深其形势。镇道等添招劲勇，着力训练，多筹子药煤炭，以备不虞"（《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十五），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海文出版社。）另外，由前署镇曾元福招募壮勇500人，亦赴苏澳并由税务司薄朗训练成洋枪队。还从内地调来楚勇一个营守基隆，以增加北路防务力量。到8月间，"南北防备略有端倪，乡团募勇渐次举办"。（《甲戌公牍钞存》，台湾文献丛刊第39种）而且，他认为要想从日本侵略者手中收复失地，光是加强防御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具有足以摧毁敌人的军事力量作保障。为此，他向清政府上奏，调武毅铭字军三十营布防台湾。8月23日，第一批武毅军2000多人抵台，驻扎凤山；10月下旬，第二批2500多人再驻凤山。这样，清军在台的总兵力达到万余人，大大超过了日本在台的4000名兵力，对侵台日军起到了极大的威慑作用。在水路上，沈葆桢一方面催促朝廷购买铁甲舰，以拥有制海的主动权；另外一方面，以福建船政制造的"扬武"、"飞云"、"安澜"、"伏波"、"靖远"、"振威"等号兵轮常驻澎湖，确保台湾防务的后路安全；又以"福星"号驻台北，加强台湾北部海防；"靖远"号兵轮往返于省、台之间，"测海"船在闽沪之间传递消息，"万年清"号驻厦门，"济安"号驻马尾，以巩固门户，还有多艘运输轮南来北往，运送部队、军火和饷械。8月，沈葆桢又率"扬武"、"伏波"、"飞云"、"安澜"、"靖远"、"振威"等6艘军舰和其它几艘轮船，在澎湖地区进行军事演习，展示了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决心，给日本以强大的军事威慑。

 与之同时，深谙民心与战争胜利之重要作用的沈葆桢，还通过各种途径，团结台湾各族人民，同力抗敌。沈葆桢在写给王玉山的信中，进一步提出争取民心对日斗争的具体方针："日下最要者，曰结人心，良民固须保护，即有为倭人利诱者且勿苛求，我军亦借伊可探倭人动静。曰通蕃情，近敌之地，生番能不两属，然非本心，宜谅之。曰审地利，虽极扼要之地，内山必有小径。倭破牡丹江社即土人道之翻山而下。偶有倭人到营，不妨以礼相待，勿遽声色相加，彼亦无从生衅。"

 沈葆桢不愧为一代名臣，他还站在历史的高度，提出开山抚番，为杜绝外患，巩固台湾海防的根本性措施。在驱台之时，即着手于开山抚蕃。

 沈葆桢的外交、军事双手齐备双手齐硬的斗争策略，使得日本侵略军不敢轻举妄动，加上日军营队里爆发瘟疫，损兵折将，只得放弃武力，重新坐到了谈判桌前。1874年10月31日，中日双方签订了《北京专条》。12月20日，日本侵略军全部撤出台湾。

 沈葆桢赴台驱日，取得了中国近代史上抗击外国侵略者的第一次胜利。

 移驻巡抚，强化台湾行政领导力

 沈葆桢成功驱日之后，以一位政治家的远见，意识到要保证台湾永系中华国土，须改革台湾行政旧制。在沈葆桢构建台湾新的行政体系之前，清廷对台湾的行政设置经历过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郑克塽向清政府投降，清政府统一台湾。当时，对清廷来讲，收复台湾，仅意味着消灭了最后一个明朝残余势力，对台湾这个荒僻小岛并不了解，亦不是很重视。在召开台湾善后会议时，竟有人主张"迁其人而弃其地"，仅施琅坚持台湾不可弃，上疏力争，最后康熙采纳了施琅的意见，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下诏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设官分治。

 第二个阶段，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台湾彰化天地会会首林爽文，以"安民心、保家业"为号召，攻克了彰化，并在彰化建立了政权，打出了"大顺"旗号，立年号"顺天"，在彰化称王称帝。凤山的天地会首领庄大田也起兵响应，共同攻下凤山，并合围台湾府城，清军大败……在此危急之时，为强化对台湾的统治，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清廷做出决定：由闽浙总督、福建巡抚以及水师、陆路提督每年输值一人，至台巡查。

 第三个阶段，嘉庆十四年（1809年），清廷命福州将军及闽浙总督每隔三年轮值赴台巡查一次。

 总之，在沈葆桢构建台湾新的行政体系之前，清政府治台政策是消极的，台湾隶属福建，只设一道一镇，分治民、兵，不相统摄，事权不一，于是形成吏治荒怠。这使得台湾开发之处仍只限前山（西部平原），后山（东部）广大山区依然是草莽之地，为番民所居。而已开发之前山（西部平原）地区亦多呈民番杂处、豪强称雄之现象。由于台湾的行政领导人长期不固定，强有力的行政中心无法形成，致使台湾地区积弊丛生。加上，台湾位居海道要冲，17世纪时已为国际间角逐之场所，清廷消极政策，更引起海外列强对台的觊觎。至19世纪，列强均思图在台湾获取通商口岸，以为远东商船之中途站。咸丰八年（1858年）的《天津条约》，已明定台湾开港通商，此后又与英、美等国于此数度发生纠纷，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军武装侵台，又是利用清廷消极的治台政策，以"台湾后山不隶中国版图，乃无主之地"为借口，悍然出兵。

 沈葆桢善后计划，第一个就是移巡抚驻台湾。"欲固地险，在得民心，欲得民心，先修吏治，而整顿吏治营政之权，操于督、抚"（[吴元炳辑(清),沈葆桢撰，《沈文肃公政书》(卷五)"福建台湾奏折"，第4页，"请移驻巡抚折"，台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文海出版社,1967。）他认为，要整顿台湾种种积弊，必须经常有大员督导。为此，台湾就必须总督、巡抚的长期驻留，而非短期赴台巡查。另外，他奏请朝廷移巡抚驻台湾，还因为台湾"山前山后，其当变革者，其当创建者，非十数年不能成功；而化番为民，尤非渐溃优柔不能浑然无间。与其苟且仓皇，徒滋流弊，不如先一主持大局者，事事得以纲举目张。（吴元炳辑(清),沈葆桢撰，《沈文肃公政书》(卷五) "福建台湾奏折"，第4页，"请移驻巡抚折".台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文海出版社,1967。）

 但是，他也知道若将台湾独立为一省，条件又不具备，而且台饷需闽省协助，闽省食米亦有赖台湾接济，彼此相依，不能离而为二；若派钦差大臣前来主持，当然事权甚重，可整顿台政，如钦差大臣驻台时间较短，则一时不易奏效；若逾时久驻，台湾地方文武官员复将有两姑为妇之难，在钦差大臣与督、抚之间，难以自处。细细分析之后，沈葆桢认为，福建巡抚与闽浙总督二者皆驻于福州城内，将福建巡抚移驻台湾是当时条件下最为合适的。因此，沈葆桢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岁末上奏朝廷，请求仿江苏巡抚分驻苏州之例，移福建巡抚驻台，专门负责台务。如此，则事权归一，政事不致稽延，台湾道、镇文武官员不敢不各修其职力，巡抚对台湾文武各员之考课、黜陟与任免亦不致受粉饰欺蒙，是非分明，易起振作之效。（《申报》大清光绪乙亥[元]六月七日，第1页，"闽抚移镇台湾论"，《李文忠公选辑》，第二册，第121页，"复王补帆中丞"。）

 沈葆桢的提议，清廷虽颇有同感，但当时朝廷不少大臣却十分反对。清廷最后只好采取折衷办法，于光绪元年十月（1875年11月，依福建巡抚王凯泰所奏，闽抚每年冬春二季驻台，夏秋二季仍驻城福州。（《清德宗实录选辑》第一册，第17页，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文献丛刊，第一九三种，台湾银行，台北，民国五十三年出版。）为后来台湾建省奠定了基础。

 增设郡县，构建台湾完整的行政体系

 台湾今天的行政区划，基本延续沈葆桢推行台湾行政改革时所设置的，甚至今日的不少县市之名，也是当年沈葆桢所起的。台湾，在推行沈葆桢新政中，完成了完整行政体系的构建，从而保证了中央政府在台湾的强有力统治。

 在沈葆桢推行台湾新政之前，台湾原来仅设有一府（台湾府--即今台南）、四县（台湾、凤山、嘉义、彰化）、两厅（淡水、噶玛兰），各县之辖区太广，政治中心又都偏于中部、南部。当时，北部地区已开始开发，原来的两厅不足以应付一切，地方官吏每感人手不足，管理不力，吏治驰废，"台南骚动之时，即有潜窥台北之患。……海防洋务，瞬息万变，恐州牧尚不足以当之。"沈葆桢又考虑到"善后计划"中的开山抚番，认为台湾各地之行政区划必须有所调整，方能有力于台湾今后发展。所以，沈葆桢上奏朝廷："就今日之台北形势策之，非区三县而分治之，则无以专其责成；非设知府以统辖之，则无以契其纲领。"（吴元炳辑(清),沈葆桢撰，《沈文肃公政书》(卷五)，"福建台湾奏折"，第76~79页，"台北拟建一府三县折"， 台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文海出版社,1967。）

 光绪元年底（1876年），清廷准奏，下诏于艋胛设台北府，附府添设淡水县；噶玛兰厅改为宜兰县；原淡水厅所在地竹堑，改设新竹县；三县总辖于台北府。另外，改噶码兰通判为台北府分防通判，移驻鸡笼。（《清德宗实录选辑》第一册，第19页，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文献丛刊，第一九三种，第一册，台湾银行，台北，民国五十三年出版。）从此，台北成台湾又一政治重心，与台湾府（台南）并峙南北；且由于地当要冲，经济繁荣，重要性与日俱增。中法战争之后，台北正式取代了台南政治地位，成为台湾的政治中心。因此，可以说，沈葆桢调整行政区，奠定了台北政治地位，促进了台湾北部地区的近代化。

 日军撤退后，沈葆桢专程来到台湾琅峤调研，看到琅峤一带，洋面险恶，常有船舶触礁，又屡与当地生番发生纠纷，同时又易受外寇侵扰，他主张在此设置行政机构。于是，在同治十三年底（1875年初），沈葆桢上奏朝廷，在琅峤建城置吏（吴元炳辑(清),沈葆桢撰，《沈文肃公政书》(卷五)，"福建台湾奏折"，第33页，"请琅峤筑城设官折"，台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文海出版社,1967。），并请清政府把琅峤将设之县定名为"恒春县"，并拟先设知县一员，审理词讼，"俾使民番有所凭依，且畀之亲勇一旗，以资号召。"（吴元炳辑(清),沈葆桢撰.《沈文肃公政书》(卷五)，"福建台湾奏折"，第33页，"请琅峤筑城设官折"，台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文海出版社,1967。）清廷准奏，台湾从此有了恒春县。

 在沈葆桢推行新政时，台湾原来设有南、北路理番同知，前者驻于府城（今台南），后者驻于廘港。但台湾东部山区面积极广，民番交涉日增，两路同知都为鞭长莫及而苦。于是，沈葆桢再上奏朝廷，将南路同知移驻卑南（今台东），北路同知改为中路，移驻水沙连（今埔里），并各加"抚民"字样。凡有民番词讼，俱归审讯，升科等事亦由其经理，于民番皆大有裨益。（《清德宗实录选辑》第一册，第19--29页，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文献丛刊，第一九三种，台湾银行，台北，民国五十三年出版；吴元炳辑(清),沈葆桢撰，《沈文肃公政书》(卷五)，"福建台湾奏折"，第81页，"改驻南北路同知片"，台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文海出版社,1967。）光绪元年底（1876年初），清廷亦准奏。至此，台湾地区所设郡县已能统辖台湾全境。

 开山抚番，引来东部大开发

 台湾地势除西部平原外，山地占全岛的三分之二，海拔3500米以上的山峰有50座。四大山脉纵贯南北，更有原始森林覆盖全岛大部，造成岛内南北东西交通受阻，给岛内各民族、各部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造成极大障碍。到沈葆桢赴台驱日时，台湾仅开发了被称作"前山"的西部平原，被称为"后山"的东部还是蛮荒之地。住在山里的原住民被称作"生番"，分属于不同的族群，有的还处在原始社会状态，刀耕火种，甚至停留在狩猎经营阶段，保留着血亲复仇和"猎首"的原始遗风。1874年日军侵台，就是以"台湾后山不隶中国版图，乃无主之地"为借口，强行入侵。为此，沈葆桢强烈地感受到，只有打开横贯东西并与南北相连的信道，进入亘古以来不通人迹的大山深处，劈开东海岸悬岩绝壁，教山胞文化、知识和道理，教他们进步的生产方法，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和当地的生产力，才能以实力掌握后山，以杜口实并绝觊觎，应为经营台湾之第一要务。此次受命赴台之初，他就曾议及设法抚绥、驾驭生番，藉以保卫地方。到台湾后，他更进一步感受到开山抚番之重要性。

  沈葆桢向清廷请奏"开山抚番"："夫务开山而不先抚番，则开山无从下手；欲抚番而不先开山，则抚番仍属空谈。"（吴元炳辑(清),沈葆桢撰，《沈文肃公政书》(卷五)，"福建台湾奏折"，第2页，"请移驻巡抚折"，台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文海出版社,1967。）他认为，开山抚番必须相辅相成，同时并进。

 沈葆桢雷厉风行，一方面厚集兵力备战抗日，一方面立即着手开山抚番。日军撤退后，沈葆桢集中精力全面推进开山抚番。沈葆桢治台新策中的"开山"并非单指芟除、开辟道路，"抚番"也不是单指抚绥生番，禁其仇杀而已。

    沈葆桢的开山方法是很全面的，共有14项内容：1·屯兵卫，2·刊林木，3·焚草莱，4·通水道，5·定壤则，6·招垦户，7·给牛种，8·立村堡，9·设隘碉，10·致工商，11·设官吏，12·建城郭，13·设邮驿，14·置廨署；"抚番"的方法也有十一项：1·选土目，2·查番户，3·定番业，4·通语言，5·禁仇杀，6·教耕稼，7·修道涂，8·给茶盐，9·易冠服，10·设番学，11·变风俗。沈葆桢的"开山抚番"政策是积极、主动、详尽的，其最终目的就是促进台湾全境内地化，使台湾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各方面都与大陆各省完全相同。

 沈葆桢全力推进"开山抚番"新政，他用军队开辟通往后山道路，分北、中、南三路分头施工：南路，由海防同知袁闻柝领军，督兵3营，分为2支。一支从凤山县赤山开路至山后卑南（今台东），由袁闻柝亲自带领，累计开山修路175里；另一支由射寮至卑南，由总兵张其光率领，开山修路214里；南路自同治十三年八月开工，同年十二月完工。北路，先后由台湾道夏献纶、福建提督罗大春负责，督兵13营，由苏澳至岐莱（即今天苏澳至花莲的苏花公路），劈山造路205里；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完工。中路，由总兵吴光亮主持，开工较晚，自光绪元年（1875年）初，自林圮埔（今南投竹山）而东，至后山璞石阁（今花莲王里），出秀姑峦之背，打通山前山后的路线，与岐莱由南至北的道路相连，计265里；光绪元年十月完工。沈葆桢用一年时间里开路859里，各路规格为平路宽1丈，山蹊阔6尺，沿途筑碉堡，安营哨，安抚良番，征服凶番。从此前山至后山有了简单的公路。

 开路的过程是极其艰难的。

 从南路看，日军撤退之时，狮头社番民趁机作乱，残杀兵民，气势嚣张，正在率部艰苦开山的淮军提督唐定奎部游击王开俊壮烈牺牲。番乱，还使得已就抚的各番社皆动摇观望。沈葆桢采用灵活策略，变单一"抚慰"为"剿抚并用"，并命令唐定奎专司其事。唐定奎兵分三路，募乡勇千余开路，历时四月，将番乱平定，附近各番社亦随之乞降。唐定奎为各番社制定了七条公约：遵薙发、编户口、交凶犯、禁仇杀、立总目、垦番地、设社学，并任命龟纹社酋野艾为总头目，带领当地番民发展生产，安定生活。同时，还取安定祥和之意，将竹坑社改名永平社，本武社改名永福社，草山社改名为永安社，内、外狮头社改名为内、外永化社，从此南部大定。

 从北路看，千总吴金标沿花莲港之南，先后招抚木瓜等29社，共17719人。尔后，以宣武左右两军，分设东澳、大南澳、得其黎、新城、加里宛、花莲城等处，以备不虞。

 解禁召垦，打开通向近代化之路

 开山抚番之后，必须招垦，否则久而不用，茅将塞之，前功尽弃。但当时有渡台禁令和入番界禁令，清廷为限制人民渡台，订立了诸多禁律，比如，私入番境杖一百，抽藤、钓鹿、伐木、采棕杖一百、徒3年；偷越运货者，专管之官失察降调，该管上司罚俸1年；入台民人不得与番民通婚，违者离异参罪，地方官查处，从前已娶者不许往来番社。因此，只有解除禁令，才能招垦。为此，沈葆桢上奏朝廷，奏请台湾开禁。他说："全台后山除番社外，无非旷土。迩者南北各路虽渐开通，而深谷荒埔，人迹罕至，有可耕之地，而无可耕之民。……内地人民向来不准偷越，近虽文法稍弛，而开禁未有明文。地方官思设法招徕，每恐与例不合。"（ 吴元炳辑(清),沈葆桢撰，《沈文肃公政书》(卷五)，"福建台湾奏折"，第14~15页，"台地后山请开旧禁折"，台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文海出版社,1967。连横：《台湾通史》卷十五"抚垦志"）沈葆桢还在《请移驻巡抚折》、《会筹全台大局疏》中批评了朝廷的错误做法，指出"台地向称饶沃，久为他族垂涎。今虽外患暂平，旁人仍眈眈相视。未雨绸缪之计，正在斯时"，且"外人之垂涎台地，非一日亦非一国也。……我不尽收版图，彼必阴谋侵占"（吴元炳辑(清),沈葆桢撰，《沈文肃公政书》(卷五)，"福建台湾奏折"，第4页，"请移驻巡抚折"，台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文海出版社,1967。）沈葆桢提出："今欲开山不先垦，则虽通而仍塞；欲招垦而不先开禁，则民裹足而不前。"（吴元炳辑(清),沈葆桢撰，《沈文肃公政书》(卷五)，"福建台湾奏折"，第15页，"台地后山请开旧禁折"，台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文海出版社,1967。）另外，当时，铁、竹亦为禁止买卖进口，给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许多不便于工作，沈葆桢痛陈陋习之弊，"请将一切旧禁，尽与开豁"。

 光绪元年正月初十，清廷谕内阁云："沈葆桢等奏'台湾后山亟须耕垦，请开旧禁'一折，福建台湾全岛自隶版图以来，因后山各番社俗异，曾禁内地民人渡台及私入番地，以杜滋生事端。现经沈葆桢等将后山地面设法开辟，旷土亟须招垦；一切规制，自宜因时变通。所有从前不准内地民人渡台各例禁，若悉与开除。其贩买铁、竹两项，并着一律驰禁，以广招徕。"（《清德宗实录选辑》第一册，第2页，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文献丛刊，第一九三种），台湾银行，台北，民国五十三年出版。）很快，在厦门、汕头、香港设招垦局，招募闽粤百姓免费乘船来台移垦，同时由官方供给口粮及耕牛、农具与种籽，做有组织、有计划之拓垦。（温吉编译《台湾番政志》第一册，第240页，台湾文献委员会，台北，民国六十四年出版。）移垦之地，多是以沈葆桢所开辟的三条道路为终点，路到哪里开发就到哪里，即以花莲璞石阁庄及南实桑庄为中心，成点状分布。（《幼狮月刊》，四十四卷五期，第44页）

 开山抚番，解禁招垦政策，为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扫除了障碍，打开了台湾通向近代化的新道路，为台湾各民族的融合和维护祖国领土的完整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改革营伍，建立新式防务系统

 在1874年船政大臣沈葆桢率领船政所制舰船赴台驱日时，台湾一直实行的是"班兵"制，即驻台制兵系由福建绿营各镇协抽调更戍，三年为期。原来规定，班兵须有身家，意在以家属为人质，按常规讲，班兵的素质本来应该比一般绿营兵更高。但因为渡海远戍，生活艰苦，真正有身家者皆不愿意前来，因此形成来台班兵多冒名顶替，甚至有换班不换人之弊，素质极差，中间有不少痞棍之流，于是常传出他们勾结当地无赖，欺压百姓的消息，营务废驰，兵不能战，沈葆桢来台驱日，深知班兵难堪重任，因此，无论是备战防敌，还是开山抚番，皆调内地新式军队。但他没有停止在调兵应急上，而是清醒地意识到，必须革除台湾营伍积弊，方为根本大计。

 沈葆桢对台湾营伍的改革主要有：酌撤分汛，汰弱留强，合队合营，整军严纪。他于1875年8月奏请仿淮楚军营制而归并台地营伍，以500人为一营。南路九营，专门驻守、警卫凤山、台湾、嘉义三县；中路三营，专门驻守警卫彰化县；北路三营，负责驻守、警卫淡水、宜兰县；澎湖两营，专门负责保卫澎湖。十七营军队皆归巡抚统辖。台湾镇总兵撤去"挂印"字样，并归巡抚节制。又提出"台地延袤一千余里，处处滨海，陆防之重尤甚于海"。奏将安平台协水师三营改为陆路。鉴于旧有水师编制，战船仅能巡缉捕盗，已不合台湾防海需要，奏将水师各营拖罾艇船8号裁撤，请调"闽厂现造轮船，分拨济用"。（沈葆桢《请改台地营制折》，《台湾文献丛刊》第29种第62-64页，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印行）。

 沈葆桢还着提升台湾军队装备水平。

 沈葆桢从国家全局高度来看台湾防务建设的重要性，认为"惟台湾有备，沿海可以无忧；台湾不安，则全局震动"。沈葆桢赴台之时，正值日本侵台之际，他即派人赶赴欧洲购买铁甲船、水雷、洋炮、洋枪等西洋新式武器，装备驻台清军。聘请外国工程师，在安平南面仿西洋新法设计修筑安平炮台，这是我国最早用混凝土所建新式炮台；在屏东东港建造东港炮台；在高雄的鼓山和旗山建造打狗炮台。与之同时，沈葆桢还着力建设城郭和县治，他把乾隆时期大学士福康安倡建台南府加以重新，使之更加坚固，还修建了恒春城，并支持台北知府刘星建设台北府城。他还在修筑的新炮台内，安放新式大炮，炮台内装备5尊18吨安蒙士唐洋炮，40磅和20磅小炮各4尊，还有100余杆里明敦后膛洋枪。

 作为船政大臣，沈葆桢分拨船政所辖的马尾造船厂已造成的轮船供台澎所用，并征得李鸿章同意，准备将来成立南洋舰队后，将舰队总部设在台湾。沈葆桢还建议将马尾船政所造的十五艘舰船用于加强台湾和福建的海防。其中，"扬武"、"飞云"、"安澜"、"靖远"、"振威"、"伏波"6艘兵轮常驻澎湖，"福星"轮驻台北，"万年清"轮驻厦门，"济安"轮驻福州，"战时互相接济。"（田珏：《台湾史纲要》，福建人民出版社，第136页。）

 此时，船政还为台湾做了一件开创性的工作：为了加强防务，增进朝廷对台湾情况的了解，沈葆桢派出船政委员张斯桂，带领船政学生走遍全台湾，绘制台湾地图，他说，"船政委员张斯桂随臣驻台，曾派往南北各路番社，全台地形颇为熟悉。因令其督率船政艺生等，按道里考察山川，略照西法测量远近，分别向背，内极番寮，外周海口，区分界画，旁注地名，凡数阅月而全图成。复将南北中路各番族状貌风俗，以及出产花果，详细分图凡三十又六幅，每幅俱缀说其旁，誉写甫毕。臣适赴江南新任，固携至上海装裱，今年竣工。即派张斯桂恭赍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代进。"这是运用船政人才和技艺，为维护祖国领土完整，巩固海防和开发宝岛作出的又一重大贡献。（沈葆桢光绪元年三月初六日"进呈台湾全图并各番族形状风俗折"，见《沈文肃公政书续编》，无页码。）

 开矿兴工

 台湾的基隆，旧称"鸡笼"，盛产优质煤炭，且价格十分低廉，基隆与福州马尾距离仅130多海里。从基隆运煤至马尾，可说是物美价廉。沈葆桢在1868年就派船政煤铁监工去台湾，调查台湾煤的储藏和开采情况。

 马尾船政的不断发展，使得对基隆煤炭的需求量不断加大。马尾船政不断新制舰船下水投入运营，又解决了基隆运煤至马尾的运力问题，使得基隆煤炭销量不断扩大，促进了基隆煤矿产量的不断提升，从而促进了基隆煤矿的进一步发展。成了解决马尾船政用煤一条物美价廉的出路。

 但是，基隆煤矿当时只是个用土法开采的小土煤矿，产能最多只能满足船政三分之一需求。为了促进基隆煤矿的发展，沈葆桢奏请为基隆煤矿减税和广开台湾煤矿。

 当时，洋煤进口每吨税0·5钱，台煤出口和进口，都是每吨税6·72钱，台煤税重制约了基隆煤矿的大发展。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75年2月1日），沈葆桢完成台湾军务归来，回抵马尾第一件事，就是提笔向清廷上"台煤减税片"，陈述了详尽理由："垦田之科微，不若煤矿之利钜，垦田之利缓，不若煤矿之利速，全台之利以煤矿为始基，而煤矿之利又以畅销为出路。""台煤仍不畅销者，以东洋之煤成本较轻，独擅其利故也。今欲分东洋之利，必将台煤减税，以广招徕。"奏请广开台煤，鼓厉民间开办煤窑采煤。最后的事实证明了沈葆桢此举的高瞻远瞩：实行台煤减税，剌激了台煤生产，提升了台煤与外国煤炭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为使基隆煤矿能更快上一个台阶，获得快速发展的机会。沈葆桢随后又奏请台湾基隆煤矿由"民办"改为"官办"，清政府奏准了他的请求。他一直惦记着能采用西式采法提升产量，只有官办才有能力完成这一目标。他向清廷上奏："欲开利源，或者其煤、铁乎……台湾产煤，闻兼产铁。然不谙以煤熔铁之法，故向来无试采者。臣曾函商总理衙门，令赫德延一看山洋人来台，果能苗旺质佳，再行酌议试办。……盖煤铁充牣，则财不耗于西洋，而作苦小民，兼得资以食力……"（沈葆桢同治十三年《覆奏洋务事宜疏》，转引自郑振铎编《晚清文选》，上海书店1987年重印，144页。）

 沈葆桢坚持主权应掌握在国人手中，不可以为洋人所操纵。他在给王凯泰的信中写到："煤矿之利不容不开，利可分诸人，权不可不操诸于我。设立公司恐喧宾夺主，将来与地方公事有碍。不如购机器，请洋师，经费我支，厉害我任，较易操纵"。又说，"窃思公司如系洋人主持，颇虑喧宾夺主，或致流弊。限定华人，又恐股数拼凑不上。倘有结实可靠之华人出头，准其暗搭洋股，似可公私两受其益，应恳卓裁招致。煤利一开，他务尚可推广也。" （《沈文肃公牍》卷一，"致王补帆中丞"，1962年抄本）由此可见，沈葆桢是把他在福州创办船政的成功经验运用到台湾去，自己购办机器，自己培训企业家，以保障国家利权，使台湾经济能循着健康正常的道路发展。

 在1874年沈葆桢赴台驱日之前，台湾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工业企业的。与福州一样，台湾工业近代化是由军工企业发展而来的，且也是马尾船政之功。

 沈葆桢赴台驱日时，为解决战时军需问题，设军装局、火药局等，并从马尾船政抽调枪炮制造技术人员赴台主持，火药局开始承担一些简单的枪械修理任务。从此，马尾船政的生产技术及技术人才源源不断流向台湾，为台湾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沈葆桢还最先提出了铺设台湾与大陆海底电缆的建议。同治十三年(1874年)沈葆桢率部赴台驱日，驻军台南，痛感闽台军讯不畅，奏请架设电线，以速军情。由丹麦商人德勒耶揽办。沈葆桢认为："台洋之险，甲诸海疆，欲消息常通，断不可无电线"。他详尽设计出跨海电缆路线，他在奏折中写到：从台湾府所在的台南到沪尾转向北沙渡海，过福清县之安寨登陆至马尾。清廷很快批准在台湾铺设电缆，"所请设电线通消息，亦着沈葆桢等迅速办理"。沈葆桢雷厉风行，立刻会同上海大东北公司议明价格，但大北公司开出高价，清廷难以承受，后来随着沈葆桢调任两江总督，此事一度搁浅，最后由沈葆桢的继任者丁日昌完成。

 开设义学，教化台湾原住民

 船政大臣沈葆桢在开山抚番中，有一项决定是极其英明的，他从基础着手，开设义学，用中华传统文化开启番民心智，为台湾的长治久安和中国的领土完整都起得极其重要的作用。

 沈葆桢与开山同步，"于枋寮地方先建番塾一区，令各社均送番童三数人学语言文字，以达其性，习拜跪礼让，以柔其气，各番无不帖（贴）服"。（ 《福建通志》卷十九，转引自海风出版社《沈葆桢研究》340页，2000年出版。）这是台湾高山人第一次进课堂，也是这些被认为生活在原始部落的山地人走向文明的开端。

 紧接着，沈葆桢又在剌桐脚、蚊蟑埔等10个规模较大的"番"社，办起了"番塾"。尔后，路修至何处，供山民学习的义学就开到哪里，1875年仅在埔里社就设"番塾"26所。随着"番塾"越办越多，番塾所教内容也越来越多，有教学童读书、认字、写字、算术、唱歌、跳舞。又马不停蹄在虎头山、四重溪等14处办起了规模较大的、专收高山人的"义学"，不但不收学费，而且学生还可以获得生活费，如在四重溪、射麻里等8处的义学就规定，"凡就学者，每人每月给钱五百文，以为笔纸及膏伙费用"，他希望通过兴办义学，使高山人知书明理、摆脱愚昧野蛮落后的生活方式，步入文明社会。史载，沈葆桢在各番社建立番塾，很受高山族同胞的欢迎。入学的孩童中，有的不愿归家，竟随同内撤的清军内渡北上。

 沈葆桢甚至亲自编写了适合番民学习的教材。1875年，沈葆桢与时任福建巡抚的王凯泰一起，领衔编写了教化番民的教材，分发到台湾各地做义塾的课本之一。

 此教材名《训番俚言》，形式与内容都十分适合教化番民，传播中华文化。教材仿三字经体例，全篇为五言一句，共九百八十五字，通俗易懂，易于记忆。内容主要是以中国传统的国家观念和伦理道德为核心。如《训番俚言》中有："为民设官府，为民谋衣食，内有六部官，外有十八省"。这就使番民对国家有初步的认识。再如，"上下有等级"，"在家孝父母，有兄当敬兄，有弟当爱弟，男女当有别"。这就让番民了解并遵循传统的中华伦理道德。又如，"恶民为贼盗，拿究不宽容""杀人者受刑，按掳者治罪""无分番与汉，一体敷教化"，告诫番民去恶从善，放弃过去以械斗、仇杀解决番民、番社矛盾的方法，宣传民族平等。再如，"开辟榛莽路，南北可相通，东西无阻碍，教尔通言语。得为中华人，为尔设义学；读书识理义，当知君王恩。"这就从开山抚番，促进全台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启发台湾原住民，珍惜国家为他们造福、谋利的成果，从而从内心感激皇恩，增强民族团结统一的凝聚力。《训番俚言》还用大量篇幅教导番民改掉旧的生活方式，如，"鸟兽有毛羽，人当有衣冠，番在边野中，苦无绵与丝，所以男与妇，岂无衣冠志"，"脸宜常洗净，日日不可间"，"烈日戴草帽，不可任晒爆"……《训番俚言》，对于教化长期闭塞、在荒山野林中生活的台湾番民，启迪他们直向近代化，融入汉民族为主体的民族大家庭，作用是很大的。

 建祠昭忠，树立忠君报国教育榜样

 沈葆桢对台湾教育还建有一功，这就是他通过建祠确定了郑成功的地位和通过建祠祭祀保卫台湾壮烈牺牲的英烈，在台湾社会上树立忠君报国的典型，运用台湾百姓熟悉的人和事做教材，对台湾百姓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以增强台湾百姓对国家的向心力和忠诚度。

 沈葆桢赴台后敏锐地发现，在台汉人多为随郑成功赴台者的后人，清政府统一台湾后，他们虽不敢公开祭祀郑成功，但仍争相私祭国姓爷。于是，沈葆桢上奏朝廷："合无仰恳天恩，准予追谥；并于台郡敕建专祠，俾台民知忠义之大可为，虽胜国亦华衮之所必及。于励风俗，正人心之道，或有裨于万一。"（ 吴元炳辑(清),沈葆桢撰，《沈文肃公政书》(卷五)，"福建台湾奏折"，"请建明延平王祠折"，台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文海出版社,1967。）沈葆桢要求朝廷给郑成功赐谥、建祠，列入国家祭典，追谥郑成功为"忠节"，准在台湾建"忠节祠"等等请求，都得到清廷批准。清廷奏准后，沈葆桢于台湾府城建立专祠--忠节祠。祠成，他自己还亲自撰写了几幅楹联，其中最有名的一幅是："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遗民世界；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此联，至今还有不少台湾男女老幼能脱口而出，足见影响之大。郑成功祠采用福州式建筑，匠首与木材皆来自福州，运输由福州船政承担。

 另外，沈葆桢还奏请为保卫台湾牺牲者建祠祭祀。比如，同治元年，彰化戴万生之乱，全台震动，嘉义两次被围，历时8个月，援穷粮尽，官兵誓以死守，当时所有防剿、打仗阵亡之文武员弁潘恭赞、林廷翰、王鹤康、林上达等，及力战捐躯之义民潘缔等44名，因嘉义无昭忠祠，沈葆桢也奏请建祠祭祀，以慰忠魂。清廷也从之，用以"褒崇大节，扬表芳徽，俾远近观听，勃然生忠义之心，于治道亦有裨益"。（《清会典台湾事例》，礼部下，"昭忠祠"，第104页。台北，台湾银行。）沈葆桢对此次随他开山抚番殉国的将士，也分别情形，奏请或加恩予谥，建专祠，如游击王开俊等。对生前在台湾忠君爱民的官员，沈葆桢亦请优恤。沈葆桢通过这一系列举措，树立起一大批爱国忠贞的英雄形象，用于教育台湾人民爱家乡爱祖国。